俞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超轶而上者如斯”

    1929年梁启超在北京病逝约一月后，其学生张荫麟以“素痴”为笔名发表纪念乃师的文章，谓梁启超“关于中国佛学史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之探讨，不独开辟新领土，抑且饶有新收获，此实为其不朽之盛业”（《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见天津版《大公报》1929年2月11日“文学副刊”，第57期）。经手编发此文的编辑浦江清说“张文甚佳，颇能概括梁先生晚年思想上及学术上之贡献”（《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8页），并非“谀墓”之辞。至于“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所指，即梁启超三种“清学史”著述，包括《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代之学术”部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下简称《学术史》）。

    《学术史》最为晚出，是梁启超大开风气之作，钱穆不惟踵武其后，著有同题之作，而且“无论异同，钱书都有依傍梁书的痕迹。……颇袭用梁氏原语，或转引梁氏引文，小传抄袭梁书之处尤多”（汪荣祖《钱穆论清学史述评》，见《史学九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51、152页）。不过，“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清代学术史’或‘近三百年学术史’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钱二氏的同名著作，或不为过”（罗志田《导读：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但梁启超《学术史》其实是未定稿，最初作为讲义，原定计划“全书约四十馀万言”，“凡分十八章”，随授随编，流传在学校课堂上，刊载于报纸杂志间，版本繁多，文字歧异。1924年5月28日，梁启超在写完第十六讲之后，将于“明日入京”，于是停笔，“此番与前不同，用了‘暂停’二字，足见忙碌，以致后来再没能续成全篇了”。到了9月13日，夫人李蕙仙因癌症去世，故梁启超“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俚”（《饮冰室诗话》附录《苦痛中的小玩意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113页），读词集句以为自遣，更无心于《学术史》的编撰了，总体只二十馀万字，尚有若干章节付阙，至于已经成稿部分亦待校定。

    1929年10月，在梁启超病逝数月以后，上海民志书店印行《学术史》，书名下居然标注为“全”，版权页更赫然地记载着“民国拾五年（1926）七月出版，民国拾八年（1929）十月四版”，实则是商贾贩书牟利之狡黠手段，当不得真。据钱穆说，“任公卒后，某书肆印此书，梁家以此书乃任公未定稿，版权所属，不准书肆发行”（《八十忆双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1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66页），当就民志书店此版而言。1933年，梁家授权中华书局排校出版《饮冰室合集》，由林志钧“诠次”（《饮冰室合集·序》，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页），其将《学术史》列为“专集之七十五”，经杨树达“检校”（《积微翁回忆录》，见《杨树达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3、54页），始于1936年1月出版，成为《学术史》之通行本。

    中华书局此版虽然是通行本，流传甚广，影响亦大，但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舛误甚多”。有鉴于此，1983年，朱维铮将《清代学术概论》《学术史》编为一秩，改称《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以下简称“朱本”），“择善本精心校勘标点，厘正讹误，证核引示，绍介人物，并备人名、书名索引以备通检，使得这两部学术史中的佳作更便于研究和利用”（《复旦学报》1986年第1期，第78页），1985年9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印行。2011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夏晓虹、陆胤校订本《学术史》（以下简称“夏本”），舍弃朱本所依从的底本，即中华书局本，转而“依靠‘讲义本’、‘杂志本’等较早版本，以求贴近梁启超当年在清华等校讲授的原貌”，加之“‘讲义本’、‘杂志本’虽然最早出，但较之后出单行本……反而较少讹误，堪称较善之本”（陆胤《商务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新在哪里》，见《中华读书报》2012年4月11日，第10版）。

    朱本及夏本各有偏重而各具特色，虽然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如前者对《学术史》引文不谨严处轻易据改，而后者对《学术史》附表《明清之际耶稣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仅改正其中部分误植”，并未涉及“大多数错讹”），但最大限度地为阅读和研究《学术史》提供了相对可信赖文本，好过坊间几十种排印本。因此，前者在绝版多年后，2016年5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将《学术史》单独抽出再版，后者亦于2018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增刷重印，并推出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面对这样两种成绩斐然而受众广泛的版本，2020年1月，中华书局新出版的俞国林整理本（以下简称“俞本”），无论统一体例，还是校勘异文，或是校核史源，乃至校订难点，均有新异之处，与朱本及夏本平分秋色，甚至稍胜一筹，令人叹服“有超轶而上者如斯”。

    首先，俞本系以1936年中华书局《饮冰室合集》本为底本，以国家图书馆藏梁启超手稿本、清华学校讲义本、《史地学报》刊载本、《东方杂志》刊载本、民志书店单行本、《东方文库续编》本为通校本，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手稿本、南开大学讲义本、辅仁大学讲义本、重庆中华书局单行本、《学灯》刊载本、《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刊载本、《晨报副镌》刊载为参校本，相较于朱本及夏本，增加校本多种，凡脱讹衍倒者一一校订，并对以下三种原貌酌予保留：一是全式标点，即梁启超在施加现代标点符号时，特别使用的直线式专名号与浪线式书名号，俞本大体因之，仅对不规范或未划一之处作了调整；二是时代用字，诸如“狠（很）大”、“那（哪）里”、“智（知）识”之类，俞本均未校改，以体现其时代特征；三是特殊符号，诸如诸本字旁用来表示要言之连圈○○○、表示警语之重圈◎◎◎、表示重点之密点……，俞本照录，以见梁启超在行文之时不忘提点读者的深心与至意。而且俞本还摘录了能够体现《学术史》撰写过程的眉批与旁注，“颇有史料价值，兹以校记形式收入，俾研究者参考”。

    其次，朱本曾经评议《学术史》的旧刊本“还有许多共同错误，显然不是排校所致。诸如以兄字为弟号，以子著为父书，以既死为方生，引文删略而不予标明，修改原文以牵合所论，等等”，对梁启超及其“治学风格”稍有苛论。俞本发现并利用了《学术史》梁启超手稿本，以之为通校本，勘正了旧刊本不少错误，朱本所批评的几种情况“虽是，但实非任公之失”，实乃手民所误。例如，第九讲提到王念孙之父名“安国”（第188页），诸本倒为“国安”；朱用纯字“柏庐”（第191页），诸本误为“伯庐”；手稿本并不误。又如，手稿本于第十四讲论列清代校释诸子之书内有“其四为孙仲容之《札迻》，体例略如王俞，成绩亦相埒”三句（第380页），诸本均脱。又如，第十五讲所列“《汪双池先生绂年谱》，门人金龙光著”（第533页），朱本则谓“‘金龙光’，疑为‘余龙光’之误。汪、余均安徽婺源人，年辈相继，均崇道学。但未见原谱，姑存疑”，而手稿本原作“余龙光”。又如，第十六讲引李四香评汪孝婴之语“又请己所言‘一答与不止一答’，与汪言之‘可知不可知’义实相通云”（第566页），其内“请己”不辞，诸本皆然，手稿本作“谓己”，于义乃通。古人说“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俞本之校记约1550余条，内有1000余条即据手稿本校正通行本的脱讹等，为梁启超及其学术“正名”，可谓不遗余力。

    再次，据朱文长回忆，陈垣“对于他的同乡，梁任公先生，就是不大满意的”，原因在于“任公晚年颇以治史自期，但他雄才大略则有余，写出来的东西，每每是自恃才气，凭着记忆写下去”。而梁启超也确实在《学术史》之内多次自述“忆想所及”（第142页）、“记忆所及”（第259页）、“所记忆者”（第422页）、“就所记忆”（第509页），以及“吾不过随举所知及所记忆，挂漏盖甚多”（第496—497页），所以“粗疏是不免的，这在援庵先生看来，不免有点不合式”（朱文长《海涛集》，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01—102页）。朱本针对此类挂漏粗疏之显见者有所校正，俞本别具只眼，明察秋毫之末，将隐伏者逐一揭举出来，矫之以正，整理质量后来居上。例如，第十讲齿及的《戴子高墓表》，梁启超认为是“赵撝叔之谦替他作的”（第241页），朱本及夏本或别本均对之信而不疑。俞本从史源学入手，爬罗剔抉，发现《戴子高墓表》实出自施补华《泽雅堂文集》，“赵撝叔之谦”云云乃梁启超一时失记而误言之，于是据改。如非俞本着力发覆，此误不知又将沿袭若干年了。又如，第十四讲谓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经部四百四十四种”（第443页），俞本先梳理了此书编刻历史，再对比了同治十三年皇华馆刻本、光绪九年嫏嬛馆刻本、光绪十年湘远堂刻本等三个重要版本，最终得出“所辑《经编》书总计为四百三十三种”，据之以改。慎谨如此，令人信服。

    另外，《学术史》附表《明清之际耶稣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实为研究明末西方学术、宗教东输之重要资料”，主要采自稻叶君山《清朝全史》所附《明末清初在中国之耶稣会士及著书一览表》，只是改以卒年先后排次。而事实上稻叶君山此表“又采自欧籍，并未著明出处，其中讹舛盖不免也”，于是《学术史》沿误不少，张荫麟尝就其所列人物及书目之“遗漏错误者二十馀事”进行质正（《中国三百学术史附表一‘明清之际耶稣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校补》，见《清华周刊》1923年第300期，第17—20页）。但其遗漏错误并不止此，朱本接续举正40馀条，而俞本则后出转精，旁搜博采，主要以费赖之（Louis Pfister）《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本，以下简称《传目》）、荣振华（Joseph Dehergne）《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升译本，以下简称《补编》）、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以及张赓、韩霖《耶稣会西来诸位先生姓氏》（以下简称《姓氏》）作为他校，进行逐条核订，有确据者，举证以改其误，无实证者，存疑以待来者。例如，方济各（Francois Xavier）原作“方济名”，俞本依据《传目》《补编》改正（第54页）。又如，郭居静（Lfizaro Catfino）国籍原作“瑞士”，《姓氏》《传目》则均作意大利，无以取舍，故俞本仅罗列其说，并未轻易据改，以待他证（第60页）。这些工作虽说已然超出文字校勘范畴，具有历史考据性质，却为读者带来极大便利，体现了整理者的价值追求与责任担当。

    总体来说，俞本是一部精慎而优秀的近代文献整理著作，在学术界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新成绩，作出了新贡献，堪称梁启超的知音、诤友和功臣，同时也为学术界正在或者即将从事近代文献整理的人展现了创新路径、提供了方法指导、树立了编校典范，必将有力推动近代文献整理朝着高质量与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当然，俞本也存在着一点不足，即对朱本及夏本的有益成果吸收得还不充分。例如，第十四讲谓“最近则刘叔雅文典著《淮南鸿烈集解》二十一卷，民国十三年刻成”（第395页），夏本则校正为“初版于1923年（民国十二年）”，俞本未从。又如，第十四讲列举张澍所辑之书内有“失名《沙州记》”（第439页），而朱本谓“张澍辑《沙州记》，明著撰人为刘宋段国。此云失名，盖未考（张辑诸书，均见《二酉堂丛书》）”，俞本亦未引及。又如，第十五讲列举清代乡邦文献内有“温汝适之《粤东文海》《粤东诗海》”（第510页），朱本已正确地指出“辑录《粤东诗文海》者为温汝能……梁氏误以汝能为汝适”，俞本失校。好在正如俞本《校订说明》所言，“校书异于校史，盖任公论述三百年间人事学理，直陈其大醇，未究其细节，容有与史乖互之处。凡百小疵，多仍旧贯，殆非校订之主旨也”，这一点不足尚无损其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