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主义诗学中国化研究的新突破

    西方象征主义自19世纪70年代一经提出，就以其自由主题、审美特质、价值取向和先锋精神对当代诗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对历史事件的超越性。尤其是强调艺术自治、通感效应、音乐性和语言的陌生化等特质为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开辟了一条先锋而艰难的道路。而象征主义在中国的出现，我以为是中国文学尤其是诗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样历经了一段先锋和创造的艰难旅程。多年来，一些学者认为，西方象征主义的中国化是异域文化在中国培养的精神果实，因此形成了一些限制象征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思维误区。但让人欣喜的是，中山大学陈希教授的专著《西方象征主义的中国化》以其丰富的史料、详实的佐证、缜密的分析和求实的精神重新解答了这个困扰中国诗学研究多年的问题。其观点鲜明、旁征博引、追根溯源、创见深远、尤其是提出了“东方因子”概念，变“趋同”为“求异”的新方法，建构了一种“多元共生”“求同存异”的思维模式，是我国诗学研究坚持文化自信的新成果，是象征主义诗学中国化研究的新突破，为今后的东西方文化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众所周知，西方象征主义的提出，首先是受到了法国诗歌的影响。一些诗人如：波特莱尔、马拉美和瓦雷里等，他们的诗歌体现出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相背离的诗歌创作倾向，尤其是主题的自由，音乐性、追求通感效应，就是色彩和声音与感官的视听交织等，他们主张诗人是自然的“通灵者”，具有无形和倾听自然的能力，这些其实与中国古典诗学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属性和共性。为了论证这个观点，陈希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了“东方因子”概念，即：中国文学本身蕴含的体现民族文学价值和传统文学特质的审美因子。

    这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中国象征主义是否是西方象征主义在中国培养的精神成果问题。阐明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于，东西方象征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其实都各自走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其艺术思维和审美方式具有了一定的共性和特质，由于东西方思维方式、空间环境、语言表达，文化土壤等的差异，因此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走向。所以，他认为：“‘东方因子’是中国现代文学本身蕴含的体现民族文学价值和传统文学特质的审美基因，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文学既因时因地而异，又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并滋养现实，这就是审美传统所起到的作用。”

    陈希教授还重点探讨了中国“意象”的起源和发展，论述了在中国古代一些重要文论中的“意象”概念。比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因此，他总结出“我国古代的意象论空灵悠忽，隐微玄妙”，“意象本质上不是一个现存的客体，不存在于现实时空中；意象存在于文学主体的意识当中，审美主体凭借自己的体验、感悟，在审美观照中创造和建立审美意象，但审美意象是感悟兴会之后能够强烈地被意识到却不能被触摸的虚的实体。”。这种对“意象”的解释也丰富了对意象概念的认识。这种解读其实与西方的意象主义有着相同或相似的陈述。所以，陈希教授认为：“西方象征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学发生共鸣时，又在中国现代文学唤起了回应和契合。这种独特奇异的‘链接’交流图景，在与象征主义密切关联的英美意象派身上也出现——英美意象派受到中国古典诗歌影响，反过来又影响中国新诗。”

    对于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一般的做法是从理论出发，进而借助某些文本的创作倾向，开展比较和批评。而陈希教授则另辟蹊径，尤其注重文本细读，注重不同诗人的创作实践和审美语境，具体探讨了东西方象征主义诗人的文本，开辟了一条从主题、意境、语言，审美等方面变“趋同”为“存异”的新途径，最终达到“求同存异”“多元共生”的目的，为西方文学理论中国化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他具体讨论了象征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首先探究了西方象征主义思潮的输入，进而分析这些诗人的作品传入中国后的影响，为象征主义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提供了文本依据。以魏尔伦为例，这位西方象征主义诗歌鼻祖，他的诗歌文本可以作为象征主义运动的真正成果。陈希教授重点探讨了魏尔伦诗歌的音乐性追求，进而阐述他是如何影响中国诗人李金发、卞之琳、戴望舒等。因此，诗歌音乐性也成为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的重要功能。他重点比较分析了魏尔伦和戴望舒的同名诗歌《曼陀铃》的音乐性特征。他没有首先从主题和内容出发，而是从音乐性出发来探讨西方象征主义思潮的输入和对中国诗人的影响，其目的正是体现音乐性在象征主义诗歌中的重要功能。

    《西方象征主义的中国化》是新时代我国西方文论研究的新成果，尤其是他在探索西方文论的同时，重点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异同，尤其是强调了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继续和发展，最终达到完美融合与相互启迪，展示了他宽阔的研究视野；体现了中国学者独特的文化精神；提升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形成了一道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新景观，是象征主义诗学中国化的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