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久远的历史,因为留下的材料相对有限,好学者可能竭泽而渔,在这些材料中一旦发现了规律性的东西,这个结论便很难被推翻,除非有了新的地下材料被挖掘出来。而较近的历史,因为留下的资料极其庞杂,穷尽它们是不可能的,似乎总有一些新的东西在挑战成说。所以清史和近现代史的研究,实属不易,即使有当事人的日记或者口述,孤证不立,其真伪也难说得很。
具体到清史,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清史稿》五百三十六卷;清人文集汗牛充栋;据报道,截至2019年3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已出版图书达到240种3599册;何况还有大量的清宫档案、满文档案、名人要人的书札和日记亟待整理……这些材料的消化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所以,如今一人贯通清史是非常困难的。不久前,在戴逸学术馆开馆典礼上,有专家说戴逸先生是目前唯一一位可以贯通清史的大家。
戴老研究清史的著作很多,我
们作为普通读者,能否在有限的时间总览他的清史研究成果,一窥其治学门径,以让我们对清史以及近代史感兴趣的读者脑子里有一个基本的地图?戴老认为我们的历史普及工作仍然是亟需的,所以他接续吴晗主编了“新编历史小丛书”,目前已经出版近80种。“新编”之新就是纳入了大专家写就的断代小史,这一系列的断代小史连起来就是一部中国小通史。贯通清史既难,写清代的任务便自然落到了“新编历史小丛书”主编自己的头上。这就是《清史三百年》的由来。
《清史三百年》是一位大学者怀着强烈的知识普及的热情写作的小册子,是名副其实的“大家小书”。
其首要特点是以谈话的形式,从问题入手。戴先生在前言中将清史分为八个阶段:满族兴起和清朝初建、清朝入关和确定全国统治、康熙之治、雍正改革和乾隆统一全国、嘉道中衰、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清末改革与覆亡。每一阶
段,都拈出一个核心问题:一支处于偏僻地方的弱小力量是如何崛起的?清朝为什么能很快打下南中国?康雍乾盛世是怎样开始的?……对这些问题予以解析,从容摆出论据。随后的具体论述分为:清朝的统一、乾隆朝的盛世、嘉庆道光朝的转折、太平天国以来的近代化历程、辛亥革命,共五章,概要而不失细节。既从宏观层面勾勒了清代三百年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历史发展,又从细节方面对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中的关节点和重大课题逐一进行研究、论证,予以清通而合理的解释。
本书对诸多历史问题的解释怎样做到清通而合理呢?袁行霈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横通与纵通”。本书的纵通表现在戴老把清朝放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这个定位上,他讨论我们为什么在嘉庆道光年间开始落后了,清政府自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我们也不能不更深刻地检讨一下,他打比方说,这就像接力赛,输了不能只怪最后一棒,实际上,我们几千年的历史积
习和社会结构都难辞其咎。本书的横通表现在戴老的论述始终带着一个世界的比较的眼光。例如分析嘉道中衰,比照同时期的英国,戴老说一个是封建主义的迟暮,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一个是落日残照,一个是朝阳初升。清朝中期以后闭关自守,其上层包括士林先进,都没有完成和世界的对接。后来的甲午战争决定了中日两国的命运,一个上来,一个下去。战后清政府主动提出缔结中英同盟,而英国则选择了日本,这改变了东亚的格局,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格局。
在论述嘉道中衰的末尾,戴老说:“研究这段历史要有世界眼光,要有广阔视野,不能局限于中国之内,也不能只收集利用国内的史料,既要从整个世界的发展来观察中国的历史进程,也要从中国局部地区和事件,联系世界的历史背景。”这就带出本书的第三个特点:不仅给予读者新鲜而丰厚的历史知识,同时授人以渔,提点读者和研究者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本
书在前言的末段点明,“第一条必须弄清史实,第二条必须从史实中得出结论,要运用正确的科学的理论武器”,“要把思想的光芒照射到史实上”。例如戴老论述光绪之死,不仅用了大量的史实,还引用了“清光绪帝死因”专题研究课题组对于光绪头发、遗骨、衣服、墓内外环境的砷含量测试,最后明确光绪死于砒霜中毒。光绪之死真相大白。
顾颉刚写于1945年的《当代中国史学》评鸷断代史清史的成就,认为贡献最大的是孟森和萧一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清史研究,郑天挺、戴逸是两代优秀代表。简明清朝小史则以萧一山《清史大纲》、郑天挺《清史简述》影响最大。萧著写于1944年,以“民族革命”演进为线索考察清代历史大势,详近略远,以政治史为主;郑著是作者1962年在中央党校给领导干部的讲课记录,更像是清史的四堂专题课。随着近60年新材料的不断问世,包括西方历史研究新
视角、新方法的引入,这本《清史三百年》应该是最能代表目下我国清史研究新高度的了。
戴先生写过一篇《我和清史》,文章说:“清史是我的专业,我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的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钱穆先生说,读书、读史要读出背后的人。我想,通过这本《清史三百年》,通过戴先生主编的“新编历史小丛书”,我们除了读到历史知识,启悟自己学习历史的方法,也会清晰地看到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以自己学识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文化建设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