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园五先生”及“岭南诗派”的生成

    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在香港一所大学访学。一天，我对一位讲授中国古典诗赋的先生说，你们香港人和广东人都讲粤语，教习中国古代诗赋恐怕有所不便吧。只见一向温和的老先生凛然作色道：完全不是这样！粤语保留了入声，而且分为阳入、中入、阴入，平、上、去三声也都分阴、阳，因此共有九个声调，比普通话的声调丰富多了。用粤语吟诵古典诗赋，能体验到更优美的音韵效果。我当时深为自己的无知和唐突感到羞愧，同时也庆幸因此对粤语与古代诗赋的关系获得了新的认识。后来我发现，从近代到现当代，研究中国古代音韵的著名学者，多出于方言资源比较丰富的湘、赣、闽和两广地区。不仅如此，近代以至现当代，上述地区民众中喜欢写作旧体诗词者的比例也明显高于其他地方。这种状况的形成，应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也可能与这些地区的人士对古代语音有一种天然的敏感有关。粤人好吟诵，而且其创作风格独具特色，已构成一道引人瞩目的文化景观，但它并非现在才出现，而是渊源有自，其直接源头至少可追溯至元末明初的“南园五先生”开创的“岭南诗派”。

    岭南在中国古代总体上属于开发较迟的地区。在文学艺术方面，至盛唐时代始有著名诗人张九龄（678-740）杰然挺出，而后又后继乏人。虽晚唐的邵谒和陈陶、北宋的余靖、南宋的崔与之和李昴英等都有一定知名度，但影响皆有限。当时岭南文化的主体，还是贬谪到此的外来文人。整个元代，岭南更无一人登进士第，也没有出现过重要文学家。至元末明初，以孙蕡、王佐、黄哲、李德、赵介“南园五先生”为核心的岭南诗派崛起，才彻底改变了此前岭南本土诗人寥若晨星且多以个体形态存在的局面，岭南文学才正式形成了自己的阵营和系统，在全国文化版图中获得了独立地位。此后相继出现的明中叶嘉靖年间的“南园后五先生”、明末清初的“南园十二子”、晚清近代的“南园近五子”和当代的“南园今五子”等，均继承“南园”传统，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传承时间最久的地域诗派。在这六百年里，“岭南诗派”一直是岭南文学发展的主流，而“南园”传统又是贯穿其中的血脉和灵魂，因此毫无疑问，元末明初“南园五先生”及“岭南诗派”的出现，在广东地域文学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将“南园五先生”及“岭南诗派”放在元末明初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中国古代文化格局变迁的大背景中来看，它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化的格局总体上呈现重心由西向东转移、由北方独领风骚向南北并峙演变的趋势。中唐以下特别是两宋以后，随着南方得到进一步开发，这一进程有所加快。包括“南园五先生”及“岭南诗派”在内的一系列文化现象的出现，都是这种总体趋势的产物。元末明初“南园五先生”及“岭南诗派”的出现及其消歇，又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有关。中国自古幅员辽阔，各地文化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且各具特色。在整个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或虽然统一但没有实行强有力的统一文化政策的时期，这种差异和特色就会更加凸显。元朝虽然统一了全国，但蒙古统治者对文化不太重视，作为各地之间文化交流主要渠道的科举考试也长期废置不行，于是各地文化分头发展。及至元末红巾军农民起义爆发，朝廷失控，各地割据势力兴起，当地文人依附于地方军阀，形成了一系列地方文人群体，如依附于朱元璋集团的浙东文人群体、依附于张士诚集团的吴中文人群体、依附于陈友定集团的闽中文人群体等。“南园五先生”就是依附于当时割据广州的何真集团的一个文人群体。虽然早在元至正十一年（1351）左右，孙蕡、王佐、黄哲、李德等人已在“南园”结社，但至正二十三年（1363）何真自惠州出兵夺取广州后,开署求士，孙蕡等均入藩府任职，并受倚重，这个文人群体的地位和影响才得到进一步加强。明王朝统一全国后，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高压的文化政策，上述各个文人群体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客观环境不复存在，于是相继星散。洪武元年（1368）四月，廖永忠入广州，何真请降；洪武三年（1370），孙蕡、李德等被荐入京任职，此后不久即因故被杀，该文人群体的其他成员也各奔东西，“南园诗社”遂告消歇。总之，元末明初“岭南诗派”的兴衰，与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是当时文人命运及文学思潮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

    综上所述，无论是考察广东地域文学和文化发展史，还是探讨元末明初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变迁轨迹，深入研究“南园五先生”及“岭南诗派”都是非常必要的。前哲时贤对此已多有论述，而陈恩维教授的新著《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明初岭南诗派研究》，堪称该领域的一项总结性和开拓性的重要成果，我认为它有如下特点：

    第一，本书对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对相关研究成果作出了客观准确的评价。学术研究一般应该“接着讲”，而非“从头讲”，新的研究应该在全面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这样才能避免重复和倒退，才能真正推进学术的发展。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并不是每个研究者都能做好。中国人口多，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多，几乎没有哪个领域没有人研究过，很少有所谓真正有意义的空白留下来。这就对人们开始新的研究形成了挑战。于是有的人干脆无视已有相关研究成果，自说自话；有些人虽然也做了学术史梳理，但或多有遗漏，或评骘失当。本书则对古往今来关于“南园五先生”和“岭南诗派”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检视，对它们的贡献和不足作出了细致的分析和公允的评价，在此基础上确定了研究的思路和目标，体现出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也展示出因长期沉潜于该领域的探索而具有的学术自信。这份学术档案并非多余，它不仅构成本书的研究起点，也为其他学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信息，本书也就成为从事该领域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座里程碑。

    第二，材料丰富，考辨详实。陈恩维教授长期关注本课题，广泛收集相关文献，对“南园五先生”的生平和著述、“南园诗社”的始末、“岭南诗派”的发展源流等都作过精审的考辩，已发表许多高质量的前期成果，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他收集了明清以来刊刻的孙蕡《西庵集》7个版本、《南园五先生诗》6个版本，对南园五先生的作品进行了进一步辑佚；综合利用各种文献，厘定了孙、王、黄、赵四人的生卒年，编制了详细的《南园五先生年表》；考证出南园结社在元末至少有两次，相关的歌酬唱活动延续到了明初；根据首次发现的赵介行状及佚作，找到了赵氏参与南园诗社的直接证据，从而解决了本课题研究的若干关键问题。

    第三，纵横结合，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相结合，体系完整。本书首先考察了明以前岭南形象的变迁与岭南文学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元末明初“南园五先生”及“岭南诗派”生成的文学背景和文化渊源；全书主体部分既注意探讨“南园五先生”的思想和文学创作风格的共性，如“音韵铿锵，情思凄怆”等，又细致分析了他们各自的个性特征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如李德思想颇有理学色彩，赵介则受道教思想影响颇深，孙蕡的文学创作经历了由“山林之文”到“台阁之文”再到“江湖之文”的演变过程等；既以“南园五先生”为关注的重点，又延伸开去，对围绕在“南园五先生”周围的岭南文人群体进行了全面观照，展现了元末明初“岭南诗派”的全貌；既描述了“南园五先生”的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学思想和对岭南的地域书写，又考察了六百年间“南园”传统的传承和“岭南诗派”的流变。毫无疑问，这是迄今为止对“南园五先生”及元末明初“岭南诗派”研究最为全面系统的一部著作。

    第四，思考深入，富有创新意识，为地域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地域文学与文化研究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但很多研究成果都流于泛泛介绍，缺乏理论和方法上的自觉意识。本书不满足于对地域文学现象的描述，而是力图在地域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开拓，挖掘岭南诗派所具有的特殊样本意义，对弱势文化区域文学流派的形成机制、文学景观与地域诗派形成之间的关系、地域文学传统的传承规律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如第五章中指出，“南园五先生”的岭南地域书写，“不断伴随着一种文化和审美的发现。其语义经由以家乡风物为中心的地方生存的层次，进入到以人文景观为中心的地方记忆层次，再进入到以文学空间为中心的地方认同层次，最后进入到了以生命共同体为中心的美学家园的层次。南园五先生的地域书写表征的地域文化内涵和文化特征不断深化、不断明确，因而能够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并在岭南文学和文化史上产生持久的认同与影响”。对地域文人群体的地域书写作出如此精微而清晰的分析，在已有的地域文学与文化研究成果中是少见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范式性意义。

    陈恩维教授和我同为湘人，又都离开了家乡。他先至东吴再至岭南，我则先去浙江再来北京。不约而同的是，他以“岭南湘客”为号，我也曾以“楚客”为笔名，这里面自然包含了对故乡的怀念，也算是一种地域文化认同，同时也蕴含了客居他乡的漂泊感。但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打量一种新的地域文化，进而探寻它的内在脉络，不断有令人惊喜的发现，有时会颠覆自己原来想当然的猜想，也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陈恩维教授对此或也与我有同感吧。承他不弃，命我为其新著作序，故聊书读后感如上。

    （本文为《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明初岭南诗派研究》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