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关于曹聚仁与朱自清的交往，曹氏在《文坛三忆》等著作中“《背影》作者朱自清”章节谈过，而笔者近期见到的几则史料可以对此加以补充或纠偏。
“五四”运动前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为当地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中心，校长经亨颐开明、全面的办学方针备受推崇，而新势力在“一师风潮”中获胜让该校充满了活跃的气氛。1920年，学校试验道尔顿制教学法，学生自由阅读，教师变成顾问，热闹的讨论会让国文课化为社会问题研究会，上海新文化书局出版的关于社会问题、妇女问题的讨论集成了学生的国文讲义，“好新”的心理已经很难让他们回到语文研究的旧路上。在这种背景下，朱自清和俞平伯等受聘前来执教，不免惶惑，况且朱氏不谙教法，即便功底深厚，一上讲台却情绪紧张，而学生对新文艺的理解又较浅薄，反映自然冷漠。教了一个月，朱氏就决然辞职了，函告蒋梦麟要离开杭州，蒋氏致信一师校长姜伯韩，以为如朱氏这般水平的教师也无法不孚众望，学生的知识水准一定很差。经过热忱挽留，朱自清留了下来，与学生开始彼此了解，同时到一师附小学了教学法，改善了教学效果，至1921年随着学校的风气沉静下来，朱氏逐渐得到学生认可。
曹聚仁称朱自清“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带诗的气质的散文家，又是一个平正质朴的文艺批评家”，“一个切实的文艺导师”。他认为朱自清等人的到来造就了张维棋、汪静之、冯雪峰、魏金枝等湖畔派诗人，如果说之前的老师刘大白的诗“是从旧的炉灶中烧出来的”，朱自清则开辟出了新的纯语体的诗风，完成于1922年秋天的长诗《毁灭》就是“新诗高潮中最优秀的产品”，这首两千多字的散文诗描写了“朦胧无定的人生的无聊”。曹聚仁点明朱自清为世人所知的是小品散文，尤其是《背影》流传中外，他与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俞平伯等人各具特色。曹聚仁比较过朱自清与俞平伯的同与异，认为两人都富有诗人气质和性格，“用温暖的情注入一切对象，一切对象都变得非常可爱了”，关于秦淮河的诗化游记就是如此，但俞氏诗文流于“赋”，不如朱氏“清隽”，这种文风在《背影》《欧游杂记》均有体现。曹聚仁认为朱自清一生始终是新诗的爱好者、批评者，作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新诗部分的编选人，是真正懂得新诗境界的人。朱自清称闻一多集斗士、诗人和学者三重人格于一身，曹聚仁认为朱氏“其实也是时代的鼓手”。
朱自清、曹聚仁有过一次创作上的呼应。1934年，江苏省教育厅编审主任易君左写了本小册子《闲话扬州》，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涉及扬州人的生活状况，扬州的沿革、风景等。其中如“扬州人的性格至少是带有几分懒惰浪漫颓废的不景气”等内容令扬州人大愤，几位律师组织了追究《闲话扬州》书籍案联合会，他们与各界代表百余人浩浩荡荡到镇江向江苏省党政机关请愿：惩撤作者，停止发行书籍。上海扬州同乡纷起响应，妇女代表郭坚忍更是向镇江地方法院起诉。易君左自知理亏，起初不敢出庭，几经调停，他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名誉损失，而中华书局销毁了《闲话扬州》纸版。易氏刊登启事，承认对扬州的批评多失实之处，随后辞职了。
当时，部分作家和报刊有过回应，如曹聚仁在《人间世》第十期刊出《闲话扬州》，他指出虽然未读到易书，但从其所揭举的关于娼妓等方面的内容判断该是浅薄无聊的，至少其父易顺鼎就会提出抗议，反对其说法。曹氏缅怀了扬州在历史上的光荣，喟叹交通线路的改易和战争的影响导致了扬州的中落，原本依赖的盐和米被煤、铁、棉花取代，破败了。虽然如此，扬州的酱菜，扬州菜和扬州戏至今仍然值得人们留恋。朱自清也写有《说扬州》，他给陶亢德之信说“《说扬州》一篇，乃见聚仁文而想起者”，可见曹文为其写作提供了机缘。此文刊在1934年11月20日十六期《人间世》，开篇即言看过曹文觉得“比那本有名的书有味多了。不过那本书将扬州说得太坏，曹先生未免说得太好；也不是说得太好，他没有去过那里，所说的只是从诗赋中，历史上得来的印象。这些自然也是扬州的一面，不过已然过去，现在的扬州却不能再给我们那种美梦”。他谈到自己在扬州住了十多年，因是客籍，父亲又总在外当差，与当地贤豪长者并无来往，故对扬州的雅事不在行，倒是对光复前后父亲被高等流氓敲了一竹杠，和中学时由地方绅宦子弟构成的“甩子团”到处横行无忌这两件事记忆尤深；扬州从前是大地方，现在是没落的小城；扬州菜滋润、利落，味道鲜美，颜色清丽悦目，而面馆胜在汤味醇美；扬州最著名的是茶馆，吃的花样也多；扬州游览以水为主，以船为主，是寻幽访古的好去处。之后，曹聚仁又写了《扬州庖厨》等文，再次回应，并直接引用了朱自清对扬州的认知和描写。
朱自清和曹聚仁鸿雁往还不断，存留却不多，曹氏曾言：“我所积存的师友书简之中，朱先生的来信写得最恳切，也最整齐有条理。最后两封信，一封是从昆明写来的，和我谈论报告文学之事，（他在成都公开讲演中，推荐了我的《大江南线》和《新闻文艺论》；《新闻文艺论》曾刊于十年前的《星岛日报》。）他认为报告文学是一条散文的新路，值得我们去努力。又一封，是胜利后到了北平，他看了我的《抗战画史》写给我的，他鼓励在历史研究上可以再努力下去。”1942年7月起，曹聚仁受蒋经国之邀在江西赣州主笔、编辑《正气日报》，次年元月又开始编印《正气周刊》，该杂志第一卷第一期“论新闻文艺”栏目刊登了朱自清致曹聚仁函，抄录如下：
聚仁先生：
多年不见，也没通信，抗战以来，常在报上读到你的通讯。你似乎走了不少地方。这其间一定冒了许多险，吃了许多苦，但也一定增长了许多阅历。最值得钦佩的是这种事业直接帮助了抗战。
去年在成都接到你的《大江南线》。那篇引论极有趣味。我在成都讲演过一回《文学与新闻》，曾经引用你的意见，不过我觉得你将“艺术笔触”看得似乎太轻些。新闻事业的发达，现在已是端倪。只看成都燕大招生投考新闻系的特别多，就可知道。新闻写作的讨论，该能引起青年们的注意。我近年来写文字，总劝青年人不必只在文学创作的圈子里转，他们可以转向新闻的写作方面去。这样办，成就得也许更多些。
近年来，虽然报纸的篇幅缩减，但还有不少的写得好的通讯和记载。我常想搜集这类材料，选择一下，出一个选集，也许可以表彰那些写作的记者，并可做学习的记者的镜子。但自己读的报太少，到现在止，积下的材料还有限得很。再说，我对于新闻学还是门外汉，恐怕自己判断也靠不住。我想，这种工作，也许别人会去做的。
《正气日报》不知是不是你教送的？这个报编排得不错，印刷也清楚。谢谢你，谢谢报馆。你近来身体好？这里只是物价高，别的都还好。
朱自清十一、十三
查阅朱自清日记可知，他有多次阅读《正气日报》的记录。而在曹聚仁《听涛室人物谭》一书中，该信内容被修改了，如“聚仁先生”改作“聚仁兄”，“那篇引论极有趣味”后加上了“（即指《新闻文艺论》）”，“曾引用你的意见”后加上了“（我们也曾选用了这一篇作教材）”，全篇称呼曹聚仁的“你”被改为尊称“您”，签署“朱自清十一、十三”改成了“弟朱自清复”。这些修改难免有自我抬高之嫌。同期刊出的还有曹聚仁之复函：
佩弦我师：
（上略）经过了这样激烈、复杂的变化，我们的生活经验比先前复杂多了，照理说，写作的视野广大起来了，可以产生以新作风写新题材的作品。然而刊物上所见的作品，十有八九是写他们自己的乱离中遭遇，渗上悲观消极的个人情调，简直找不出大时代的气息，不能不使人失望。先生劝青年人转向新闻的写作方面去，那是对极了，至少可以扩大他们的写作范围，养成观察社会动态的能力。
说到新闻文艺的逻辑，商务印书馆曾经编印过好几辑，也曾编印过《战时国文读本》，然而见闻有限，杂收并蓄，似欠精审，某以为若偏重“新闻”这一方面，当如续通鉴记事本末，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各成单元。若偏重“文艺”那一方面，则当如美国厄森文教授《短篇小说分析》，分门别类，各举代表作若干篇，用作精读之用。我师鉴别之力过人，选集行世，足以嘉惠后学，盼能早日印行。聚仁年来因为搜集中日战史史料，手边积有材料不少，如有所需，即当寄奉。（下略）
曹聚仁十二、廿五
而《听涛室人物谭》所录回信与该函差别更大，抄录如下，读者可自行比较：
佩弦我师：
“战争”把师友们的音信都隔绝了，我也是跟着战局的演变，流转往来，靡有定所。假使，我们这样的工作，也算对国家民族有点贡献，也就引以自慰了。“战争”似乎还会延长下去，一般的生活情况，我们在前方的，或许比在大后方的好一点。我曾到过最前线，那儿的百姓照样地耕作，生活也过得不错，自然也有很紧张的恐怖场面。
经过了这样剧烈复杂的变化，我们的生活经验比以前丰富得多了。我们的时代，远比杜甫白居易伟大得多。照理说，写作的视野广大起来了，可以产生以新作风写新题材的作品了。据我所看见的作品，十有八九，还是写他个人的离乱中遭遇，渗上了悲观消极的个人情调，简直找不出一点大时代的气息。而所谓“离乱”也还是“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的老调子，近于“无病呻吟”，使人十分失望。我师劝青年人转向新闻写作方面去，那是不错的；至少可以扩大他们的写作范围，养成观察社会动态的能力。不过，就报刊所见的特写文字来看，还是凭着个人想象之处太多，对于搜集资料，加以裁剪的能力太差了。好似王尔德说了“文学创作便是说谎”的话，他们就不妨运用自己的想象力，至于“真实不真实”，不在他们着力之中了。我以为新闻文艺，还得把‘真实性’摆在主要地位，少用个人主观的推想，先把所报导的题材弄正确来，再动笔，最为妥当，我师以为如何？
说到新闻文艺作品的选辑，由商务印书馆编刊的《战时国文读本》《抗战特辑》来看，兼收并蓄，本无不可。可是，既不求新闻的真实，又不求文字的通顺，那就太差劲了。盖编者见闻有限，又缺乏史学的修养，粗制滥造，太不够水准了。我师鉴别力过人，能从《中国新文学大系》之后，别编一选集，足以嘉惠后学，待之待之。
从中可以了然回忆类作品的弊病：作者或出于修饰文字的目的，或出于避讳的需要，往往会对文字加以修改，导致前后文本不一，原始史料的重要性或原初刊本的意义就体现出来了。而上引信函的差别就为过往的研究者忽略了。
1947年5月，曹聚仁、舒宗侨编著的《中国抗战画史》由上海联合画报社印行，曹氏邮请朱自清教正，朱氏复函云：“来信和大著《中国抗战画史》都收到了，且喜且感谢！大著从‘日本社会文化与民族性’说起，使读者对我们的抗战有个完全的了解，这种眼光值得钦佩！书中取材翔实，图片更可珍贵！这些材料的搜集编排，一定费了两位编著，特别是你，很大的心力，印刷得也是很美好。我早就想我们该有这么一部画史，现在居然看到了，真是高兴，真是感谢。”曹氏后来感慨自己的研究遭到冷嘲热讽，包括朱氏在内的师友们诚意的鼓励给了他走下去的勇气和决心。此为朱、曹师生二人最后的通信，朱氏旋即因胃疾去世。
1956年，归国后的曹聚仁赋有《昨过清华园，有怀朱自清先生，感赋一律》：“烂漫桃花映李花，抠衣我亦到清华。堤边踪迹留名句，灯影秦淮忆昔家。漫说思亲情似海，无言怀橘意如麻。满园荡漾春消息，不尽低徊一老鸦。”诗附短跋“《踪迹》《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及《背影》均系朱师旧作。传诵一时。或问：何为背影？余应之曰：亲情深似海也。”颇能见出感念师恩之情。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