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哈贝马斯年

    2018年是戊戌维新一百二十周年，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无论如何，2019是一个有些特殊的年头。就我微末的学术关切和阅读趣味而言，有些个体性亦有些特殊意味的是，今年是批判理论家尤根·哈贝马斯九十周岁华诞。六月十九日，哈贝马斯重返他两度执教的法兰克福大学，发表了题为“再谈道德与伦理生活的关系”的演讲。我虽无缘躬逢盛会，但是今年七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德国社会学家和传记作家斯蒂芬·穆勒—多姆的《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这应该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巨、资料最为详尽的一部哈贝马斯大传，为我们了解这位当今在世最重要也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同时也是最为杰出的知识分子的生平和思想提供了极佳的文本。正如此书中文版序言的作者童世骏教授从“学习”作为哈贝马斯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点也得到了哈贝马斯本人的认可——的角度所解读的，此书几近完美地展示了“一位批判理论家的未完成学历”。不过，从我的阅读体会看，与很多人的印象不同，无论就专业写作还是日常谈话而言，幽默感都是哈贝马斯的一项人们一向未予重视的重要而有光彩的特质。就学界既耳熟能详又热衷于谈论的哈贝马斯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而言，此书引证所见的哈贝马斯的表述：“人们并不能通过向一位其主要作品诞生在足足一个世纪前的作者表白信仰，来使自己成为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你们以为读了黑格尔就等于兜里揣着开启这个世界奥秘的钥匙啦，可你们都从不把它拿出来示人，遑论用它来开启什么了。”——就可谓既犀利又不失幽默感。

    记得哈贝马斯曾经在某处谈到，阿伦特是对他产生过最大影响的两位思想家之一，这部哈贝马斯传记述了传主1967年夏天在纽约访问时与阿伦特的会面，并引用了哈贝马斯在给友人信中的这句同样不无幽默感的话：“阿伦特女士就是女人研究不了哲学这一顽固偏见的光辉夺目的、活生生的反证。”众所周知，哈贝马斯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批判，而在发展一种后海德格尔的实践哲学（包括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上，哈贝马斯可以说是阿伦特的“同道”。在西学译介上不慕声华，但却做出了踏实工作的漓江出版社恰好在今年推出了阿伦特的博士论文《爱与奥古斯丁》，是由中文世界重要的阿伦特译者、我的同事王寅丽教授领衔翻译的。借用此书英文版编者的话来说，“借用阿伦特自己的诞生性模型，我们可以说是第一次将她的博士论文切入学术论辩的公共领域”，而阿伦特对学院哲学的矛盾态度，其来源之一是“她注意到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张力——例如表现为柏拉图和海德格尔这类哲学家难以抵挡暴政的诱惑”。而要从哲学上祛除这种“叙拉古之惑”，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是几乎首当其冲的一个清洗对象。包括哈贝马斯、亨利希和海德格尔的晚期弟子图根哈特在内，致力于“终结”海德格尔哲学影响的“二战”后一代的德国哲学家在这方面用力甚深。哈贝马斯的女弟子克里斯蒂娜·娜丰则是在这个思路上沿着乃师的工作前进的一位重要的当代哲学家，她在这方面的主要作品《解释学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今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列入“社会科学方法论译丛”出版。扼要来说，娜丰的工作既想要克服形而上学实在论，又想要避免反实在论立场中蕴含的相对主义；既为交往合理性理论中所包含的规范要素提供一致的辩护，而又相容于现代社会的多元主义。比较巧合的是，同样沿着这个思路工作的林远泽教授的《从赫德到米德：迈向沟通共同体的德国语言哲学思路》也在今年出版。而之所以在这里提及林著，还有个“巧合”的因素在于，娜丰著作的中文翻译是在本人的推动下施行的，而我当年恰恰是通过阅读远泽兄的论著特别是他的“真理何为？”一文而开始重视甚至得悉娜丰其人其学的！

    哈贝马斯在述及公共空间和政治公共领域这两个思想主题的生活史根源时曾经自称为“很幸运地足够年长，刚好处在道德上敏感的年龄，从而可以经历历史之巨变，但又过于年轻，不足以承担历史状况之重负”的一代人，作为沐浴在“二战”后德国的“再教育”环境中尔后又亲身参与其中的一代人，哈贝马斯的学术和思想志业其实正可以被理解为就是为了解开“整个近代史上最难解、最纠结和最全局性”的“德国问题”，也就是“德国通向西方的漫长道路”的问题。要“通往”西方，先要“认识”西方，就此而言，同样由社科文献出版社今年推出的德国当代重要史学家温克勒的《西方通史》可谓恰逢其时。同样在此意义上，三辉图书引进推出的洛维特的《韦伯与马克思》和《尼采》不但引人注目，而且值得重视。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二十世纪语言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训诫就在于，解释世界本身就是改变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无论对于中西方皆然。俗语有云，认识旧中国是为了改造新中国。就认识旧中国而言，三联书店推出的赵汀阳的新作《历史·山水·渔樵》是一项值得注意的工作。如果说其近年影响日渐扩展和发酵的“天下体系”主要是基于儒家历史哲学的资源，那么如作者自陈的，“渔樵历史观虽与儒家历史观没有理论上的矛盾，却有意识上的距离，似乎与《周易》的世界观和时间观有着更密切的关系”。而同样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引进”推出的王德威的《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则在帮助我们认识“新中国”之“前身”甚至是“苟日新日日新”的“新中国”方面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作为竞技“生产力”几近“枯寂”的“学者”，或许正是承所谓“抒情传统”之“余绪”，在改变世界和解释世界之外，我们至少还可以“寄情”于从其“功能”而言既非“改变世界”亦非“解释世界”的随笔类文字。近年在这类随笔中，我颇为钟情于陈尚君教授的文字。中华书局今年八月推出的《濠上漫与》是他最新的学术随笔集。我特别注意到此集中刻画状写张元济和唐文治的两篇文字。尚君教授称张元济为“近代难得的完人”，“戊戌党人碑之最后幸存者”；而于其“太老师”，也是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之继任者的唐文治，则更是用唐玄宗写孔子的“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这两句诗来刻画其平生志业，且尤其称道其“世界眼光”。事实上，对西方制度和现代建设之认识和对戊戌维新志士之心路刻画，可谓尚君教授此部随笔集之文眼和隐线。张元济和唐文治之后，如今这般见识却要由姚大力和陈尚君这样的文史学家道出和持守，这既让我们油然而生敬意，也不免扼腕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