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做的基础工作

    《续碑传集》（全十册，缪荃孙编，王兴康等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

    碑传是了解人物生平的原始材料，因此碑传的收集自然受到文史学者的高度重视，今人如钱仲联、卞孝萱先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人钱仪吉汇录清初至嘉庆朝二千余人的碑传文而成《碑传集》，清末文献大家缪荃孙（1844－1919）复汇录道咸同光四朝人物而成《续碑传集》，序例有云：

    昔宋杜大珪撰《名臣碑传集》一百七卷，收宋代名臣碑志、遗事编次入书，以核其人之事功，以备国史之采择，意至远也。明徐纮撰《明名臣琬琰前后录》五十四卷，王元撰《续录》八卷。国朝钱衎石给谏亦成《碑传集》百六十卷，一本大珪之例。钱书成于道光间，至嘉庆朝为止，迄今又九十年。中兴伟绩，贤才荟萃，长篇短牍，记载较多。

    于是“起而续之”，历三十年，成书八十六卷，后又有补辑者，如闵尔昌的《碑传集补》、汪兆镛的《碑传集三编》等。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上海书店出版社往年相继影印的《清代碑传全集》与《清碑传合集》成为文史研究者案头常备的工具书，但有的字过小，有的字难认。十余年前中华书局出版了《碑传集》整理本，到今年我们终于有了《续碑传集》整理本。本书收传主一千一百余人，力图借名人之文字，存名人之事迹。举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来说，政治人物如曾国藩收入了李鸿章所撰《神道碑》、郭嵩焘所撰《墓志》、朱孔彰所撰《别传》，李鸿章收入了吴汝纶所撰《墓志》与《神道碑》、朱孔彰所撰《别传》；学术人物如阮元收入了刘毓崧所撰《传》、李元度所撰《事略》、张鉴所撰《弟子记》，莫友芝收入了黎庶昌所撰《别传》、张裕钊所撰《墓志铭》，由此即可窥见其书的作用与价值于一斑。像这类常用要籍的整理正是方便今人更方便后人的不得不做的基础工作。

    《唐文治经学论著集》（全六册，唐文治著，邓国光辑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11月）

    唐文治（1865－1954）是近代颇具影响的经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于学无所不窥，于道则由程朱而上溯孔孟，于文则由韩欧而上步周秦”（陈柱《茹经堂文集序》），著作近年已有多家出版社选印。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唐文治集》，继去年推出第一编《唐文治文集》六册，今年又续出了第二编《唐文治经学论著集》六册，分提纲编、周易编、尚书编、诗经编、礼记编、大学编、中庸编、论语编、孟子编、孝经编，收入《十三经提纲》《周易消息大义》《尚书大义》《诗经大义》《礼记大义》《论语大义》《孟子大义》《孝经大义》等十八种著作，由邓国光教授作了辑释。辑释除备注引文出处、介绍所涉人物，还撮其主旨，述其作意，如《十三经提纲》的《周易》解题：

    唐先生从心学角度治《易》，以善恶之转念，沟通《周易》与诸经，称之为“几学”，乃先生整套经义之学之核心。此《周易提纲》因时立教，故先通盘说明《易》学两大范畴，即数与理。先生认为《易》学之关键，在孔子以理涵摄数，此乃提升《易》学使其具普遍意义之通则。唐先生强调孔门《易》学宗旨，具在《易系辞》中，统之以“心学”之目；指出关键在心念之动，是谓几微。乾坤主卦，变动之几在于复卦，洗心之义有在，则孟子养心，所以致其良知，故先生明确宣示孟子通《易》以明性善大义。孔、孟《易》义，心学之正宗门法，此先生《易》学论旨；提升至道统之地位，超越象数、义理之二分，而回归孔、孟，乃先生说经义之精神，一以贯之者也。

    概括简而得要，当有助于读者领会作者的思想、体悟作者的用心。我们期待能早日看到唐集第三编《唐文治性理学论著集》与第四编《唐文治文章学论著集》。

    《夏敬观著作集》（夏敬观著，虞思徵编，全九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

    本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今年起推出的大型丛书《近代学术集林》中的一种。作为近代文化名人的夏敬观（1875－1953）成名甚早，一生既有从政经历，又广涉学术与艺术多个领域，对教育与出版事业亦有贡献。他早年曾从经学大师皮锡瑞治经学，通经史，工诗词，擅书画，还继踵马相伯与严复出任过复旦公学监督亦即校长。他的多种著作未曾付梓，好在多存于上海图书馆。今将其稿本与旧著早期刊本合为一编加以影印，仅稿本即有《毛诗序驳议》《春秋繁露考异》《司马迁年谱》《汉学师承表》《吷庵自记年历》《吷庵词》《吷庵随笔》《忍古楼文》《忍古楼题画录》等。在凤凰出版社刚行世的《冬青老人口述》一书中，跟夏氏颇有交往的卞孝萱先生盛称夏氏“有学问，诗学、文学都好”，“又是学人又是诗人”，而惜其“还有很多稿子未能发表”，尤其是“他的文集后来就没有下落了，诗集是中国台湾出的，文集就没有了”。其实他的文集稿本即在上图，其中颇有可观之文。如二十世纪上半叶复旦大学最重要的校长当推李登辉。李氏1913年成为复旦公学掌门，1917年复旦公学改组为大学，他任校长二十余年。而作为他前任的的夏氏则在1947年李氏逝世的次月，即向国史馆提交了《李登辉先生传》：

    君年十五，就学新加坡英华书院，旋赴美利坚国入耶鲁大学，历年久，且工且读，得文科学士。时中国尚禁立学校也。光绪辛丑，拳乱平，清廷悔悟，废旧制，许民兴学。乙巳，君归，从事外侨西文社志。未几震旦学校生徒以信教自由，拒隶教会，起创公学，易名复旦，丹徒马君良主之。余自良识君，与共朝夕理校事者三年，与为友者四十余年。君之蓄德淑行，盖余所深知而服膺者也。当光绪末，召试诸游学归者，君不欲往，余敦促其行。既试，赐举人，分部学习，君所学为教育，而签分外务部，君大笑，不顾而去。自是专志教育，不复一日离复旦。始复旦以吴淞提督署为校，辛亥革命，为军所占，几废，君假沪西李祠复之。既而身赴南洋诸埠，募金购地江湾，建筑堂舍，今之宏规，君启之也。

    该文字数无多，但作者跟李氏固非泛泛之交，他执掌复旦时李氏是教务长，“与共朝夕理校事者三年，与为友者四十余年”，故既清楚地梳理了复旦发展的轨迹，尤明晰地记叙了李氏对复旦的贡献，堪称珍贵的复旦校史文献。友人陈谊先生曾编纂过颇下功夫的《夏敬观年谱》。随着本书问世，对夏氏的认识或可更立体，研究必可更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