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两国人民的女儿

    我认识李英男老师很久了，但读了她的新作《红莓花儿开：相簿里的家国情缘》（山东画报出版社2019年9月版）之后，还是感到很新鲜，因为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新的李老师，更确切地说，看到了李老师生活和事业中一些新的侧面。

    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李老师在中俄两国、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两种语言中腾挪移转、苦心平衡的过程。她在书中写道：“像我这样一个在跨国家庭出生的人，有两种母语、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很自然会面临一个认同问题，十五六岁、马上要步入成年的时候，我就产生了一些困惑。翻开当时写的日记，有一

    句醒目的话：‘我究竟是什么人？是俄罗斯人，还是中国人？我觉得今后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因为我既不完全是俄罗斯人，也不完全是中国人。’”（第106页）令她“困惑”的“认同问题”之后果然给她带来了许多麻烦，但作者却以她全部的生活经历以及她不断的思考给出了一个明确答案：“我是中国人”“我是一个有俄罗斯情结的中国人”。（第119页）而她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掌握语言觅得路径，通过文化认同获得归属感。

    作者曾与笔者谈起，她自幼便熟读俄罗斯文学作品，而接触中国文学作品却是十多岁之后的事情。她在北京上的是俄语学校，她毕业于莫斯科第349中学，她与身为俄罗斯人的母亲相依为命，自然更熟悉俄语和俄国文化。但在熟练地掌握

    了俄语之后，她却苦学苦练中文，把这当作成为一个中国人的必备条件之一，“我想，既然我是中国人，那么第一步就是把中文学好。”（第107页）最终，她在中国的大学完成了学业，并成了中国大学里的一名教师。在从俄语和俄国文化转向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同时，李老师还完成了另一个转变，即从所谓“洋小姐”向普通中国人的转变。作为李立三的女儿，本书作者自幼见多识广，但在这本书的叙述调性中，我们却丝毫感受不到自得。她在这本书中关于自己如何“去俄国化”“终于把‘洋小姐’这顶帽子给摘了下来”（第119页）的过程描写让人颇为感慨。

    自身份认同理论在西方提出之后，无论是相关理论著作还是文学作品，往往都会强调、放大身份认同中的矛盾性、对立性和分裂性，而李老师在这本书中所给出的她的生活经历和思考过程，却让我们意识到了身份认同中也可能具有同一性和调和性。更为可贵的是，李老师还把这种身份认同的方式和结果传达给了下一代。在送两个孩子去莫斯科上学时，当列车驶入苏联境内，

    “我就选择了这个时刻，郑重地对孩子们讲：‘你们看，我们已经进入俄罗斯语言文化环境，今后你们在这里主要讲的是俄语，这一点我就放心了。但现在要远离祖国，远离中国的环境了，千万不能忘记汉语，不能忘记中国文化。咱们就彻底改变一下家庭环境吧，从此以后改用汉语说话。’”（第220页）

    生活中的李英男老师积极乐观，干练通达，我印象中的李老师，是一位“可爱的女强人”。然而，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却越来越觉得李老师像是武打电影中的侠女，既身手矫健却又柔情似水。在本书中，她对她和她的家庭所遭受的磨难几乎只字不提，只谈家庭的温暖和亲朋好友间的温情，我们从中不难感受到她对父母的怀念，对两任丈夫的深爱，对两个儿子的母爱，对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对妹妹雅兰的手足之情，对同事友谊和师生情的珍视。本书副标题中的“家国情缘”一词，最好不过地概括了本书的情绪基调。

    本书的叙述文字简洁生动，很有感染力。比如，作者写到她年少

    时生活其间的家是一个“国际大家庭”，写到他们家“不易处理的家庭关系”，可她的笔触却是温情的，细腻的：“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其实分成中俄两个大部分：以奶奶为核心的中国圈和以姥姥为核心的俄罗斯圈”，“奶奶和姥姥之间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奶奶连普通话都不会说，姥姥也只能讲俄语，缺乏共同语言。吃饭的时候，走到一起怎么办呢？两位老人见了面，就非常友善地相互笑一笑，伸出手来握一握，点点头来表示友好，用眼光相互祝福。这种亲切的握手，我经常看到，马上就出现一个联想。那个时代，到处张贴着‘中苏友好’的宣传画，上面有两个人站在一起，一个中国人，一个俄罗斯人，他们紧紧地握着手，作为一个友好的象征。当时我看着奶奶和姥姥，一个中国老太太和一个俄罗斯老太太相互握手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想到，真是跟中苏友好宣传画上一模一样”。（第20页）这样的文字既生动又温情，很有文学性和镜头感，且不乏幽默，而这样的段落在书中俯拾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