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育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

    虽然“创造性毁灭”活动以及“创造性毁灭”企业家精神对我国经济的创新性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但是目前国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创造性毁灭”文献资料少，将这一课题置于新时代背景下的相关研究成果更少，将其研究范围扩展到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领域的则更为罕见。此外，就研究方法而言，学术界关于大学生企业家精神培养的文献成果多为规范研究，少有实证研究。《“创造性毁灭”与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高校培养路径研究》一书在上述几个方面均有突破：通过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理论分析与模型分析相验证的方法，构建关于“创造性毁灭”概念的理论研究序列；提供一种测量与评估“创造性毁灭”活动对经济增长（发展）作用；提供一种增加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有效性的思路，并提出高校基于VAI自动机制原理建设大学生企业家精神培养路径的建议。故《“创造性毁灭”与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高校培养路径研究》一书的内容具有广泛的学术研究意义。

    国内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始于20世纪末，迄今已有二十年，但目前我国的大学生创业率与创业成功率均处于低位。为什么教育部大力倡导而高校普遍付诸实施的创新创业教育却难以见成效？为什么在整个国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对“大学生创业”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在社会各界仍然引发了诸多争议？本书以企业家精神的高校培养路径为研究目标，提出了构建创新创业教育的“双机制”——大学生创新创业激励机制以及企业家精神培养的VAI自动机制，对指导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创造性毁灭”与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高校培养路径研究》一书广泛采用了文献查询、田野调研、案例分析、计量建模以及实证检验等研究方法，针对“创造性毁灭”的历史渊源、概念厘定及其理论的发展现状进行考察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创造性毁灭”活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高校突破创新创业教育“范式陷阱”的“创造性毁灭”思路、高校培育大学生“创造性毁灭”精神的路径以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创造性毁灭”基因及其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应用等内容，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创造性毁灭”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根，以熊彼特的理论体系为本，以企业家精神为载体，以“创新与冒险”为构成维度，以新时代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为其基本任务。“创造性毁灭”思路还意味着一种打破常规、不因循守旧的方式方法；“创造性毁灭”还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流淌在我国“新儒商”的精神血脉里。

    第二，“创造性毁灭”活动体现为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效应。在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我国产业所采纳的主要技术为经过本地化改进的外引技术。因此，在产业技术路径的选择过程中其实包含了小规模的类“创造性毁灭”活动。现阶段的“创造性毁灭”活动的内容包括：一是解决“低端锁定”的问题；二是解决新的技术路径问题，以构建新的产业范式。这两步工作均需要具有“创新与冒险”精神的企业家来完成。

    第三，目前我国的一些高校已经陷入了创新创业教育的“范式陷阱”之中，表现为大学生整体的创新创业动机不足，创业率与创业成功率均处于低位；高校突破创新创业教育“范式陷阱”的“创造性毁灭”思路便是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以契约化视角对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重新做出系列制度安排，建立起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激励机制，且以激发大学生创办中小企业作为突破口。

    第四，在施瓦茨价值观理论体系和量表体系中与“创新”与“冒险”寓意相通的两类价值观类型分别是自我实现价值观和刺激价值观，因而“创造性毁灭”企业家精神的价值观基础为自我实现价值观和刺激价值观。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高校大学生群体中，他们的“价值观—创业态度—创业意向”之间存在着层级因果关系。基于此，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任务是重塑企业家精神的价值观基础以及提升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向。高校可依照“相关价值观基础塑造—创业态度改善—创业意向形成”的思路，来构建关于培养大学生企业家精神的三步式路径。在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意向的提升过程中存在着VAI自动机制。

    第五，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创造性毁灭”的基因。新时代将我国传统优秀文化与“创造性毁灭”的企业家精神链接起来，以形成一种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儒商”文化。我国“新儒商”文化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义取利、创新与冒险、现代契约与以利济世。从“新儒商”文化的视角研究我国高校如何培养大学生的企业家精神，就是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中将我国传统文化中“创造性毁灭”基因加以有效应用，并借助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来提升教育的效率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