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去常州旅游,无意中走到十字街,就走到了吕思勉故居。故居前后四进院落,是个世代读书仕宦之家。读他生平,得知其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在论其学术的文字里,我留意到:“先生热爱祖国,关心民众,抱着改革社会的宏愿讲学著述。”再细读,知他早年起即大至水利、赋税、吏治,小至百姓衣食住行、物价变化,有所见闻,均一一载录;在他撰写《白话本国史》中,一改旧史以帝王为中心、关注政治格局,而着眼社会生活百态。抗战胜利之年,他撰写了《抗战的总检讨和今后的方针》《战后中国经济的出路》《战后中国之民食问题》《怎样将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事同时解决》等一系列济世文章,检讨历史,筹划未来,对战后国家之重建尽一己之力。过去,总以为那些埋首于故纸堆做学问的人,常喜坐而论道,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迂儒”之态;其实不然,近观这一百年间,还是有如吕思勉先生这样的一些文人学者,他们关心这个国家,为民众着想,而他们的命途却又常常是孤寂和多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