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中的人与事

    《读书杂志》是《努力周报》的增刊。1922年5月7日《努力周报》在北京创刊，1923年10月31日终刊。这一报刊由胡适主办，在当时颇具影响力。借助正刊的影响力，1922年9月《努力周报》发行了增刊，题名《读书杂志》，以为引导大众读书明理。这或是因为《努力周报》创刊艰难，先是被警察厅设法批驳，后又被女房主敲竹杠，说他们办报是发财的事儿。《读书杂志》的创刊与此不无关系。而且，胡适在日记中也说道：“我们大的仇敌，不在武力，不在官僚，乃在‘无明’。”（《胡适全集》第二九卷）

    《读书杂志》的发行并未随着《努力周报》这一正刊的终刊而停止，而是一直持续到1924年2月。这期间，《读书杂志》共发行了十八期。这十八期《读书杂志》刊登了四十四篇文章，涉及十四位学者，他们分别是丁文江、吴虞、任鸿隽、胡适、胡堇人、徐旭生、陆侃如、梁启超、游国恩、董作宾、刘掞藜、陈衡哲、钱玄同、顾颉刚。当时，他们中的一部分在学界已有较大的影响力。之后，历史证明，这十四人在未来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人在当时的年龄、职业和他们所讨论的问题。

    丁文江，36岁，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重印〈天工开物〉始末记》。吴虞，51岁，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荀子之政治论》。任鸿隽，47岁，中国科学社理事长兼社长，《评汤姆生的科学大纲》。胡适，31岁，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西游记考证》《古史讨论的读后感》等。胡堇人，40岁，上庄毓英小学主事，《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以后》。徐旭生，35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天问释疑》。陆侃如，19岁，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宋玉赋考》等。梁启超，50岁，清华大学教授，《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辩》。游国恩，24岁，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荀卿考》。董作宾，24岁，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读〈西游记考证〉》。刘掞藜，24岁，东南大学史地部副主任，《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等。陈衡哲，33岁，东南大学教授，《研究历史应具的常识》等。钱玄同，36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答顾颉刚先生书》《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顾颉刚，30岁，北京大学国学门助教，《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答刘胡二先生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书》。

    以上这些人最长者吴虞，51岁；最小者陆侃如，仅有19岁。他们所发表的文章多以文史考证为主，兼论古史。十八期的《读书杂志》每一期都有亮点，特别是当时学人之间的一些学术论争，从文章风格以及按语之中可窥得若干端倪。《读书杂志》的学术性强，但亦不乏趣味性。

    年龄最小的陆侃如在《读书杂志》发表三篇文章，有《大招，招魂，远游的著者问题——〈屈原评传〉“余论”之一》（第2期），《读〈读楚辞〉》（第4期），《宋玉赋考》（第17期）。发文数量仅次于胡适、顾颉刚、刘掞藜三先生，与陈衡哲并列第四位。对于一个十九岁的学生而言，这是极为难得的。而文章之所以发表，主要是因为其文风格与办刊宗旨及主编胡适品味较为一致。胡适早谙考据之道，特别是在1921年11月《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总结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文存》卷二）作文之法。《读书杂志》第1期所刊胡适《读楚辞》一文，引导着刊物风格的走向。胡适在《大招，招魂，远游的著者问题》文后的按语所云，“陆先生这篇考证是很有价值的著作。他虽不肯否认屈原的传说，但他证明《大招》与《远游》是东汉时人的作品，他用的方法很精密，使我们很佩服”，更是肯定了上述推断。1921年12月3日陆侃如在《读书杂志》第4期发表《读〈读楚辞〉》一文，关于此文的写作，文中开篇即言系胡适将《读书杂志》第1期寄给他，让他作批评之文。胡适在《读楚辞》中否认屈原传说，而陆侃如则针锋相对提出“屈原的传说是不能否认的”观点。这种论辩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皆有材料支撑，两文对读，特别精彩。同样，胡适《西游记考证》发表后，时年24岁的董作宾作《读〈西游记考证〉》，为胡文提供诸多补充材料，胡适又在董文后附录“后记”。这种学术互动式交流以较为完备的成果告终，呈现出的动态过程颇有利于检验实证研究成果的对与错，其独立之态度，缜密之思维，厚重之积淀在讨论之中随之呈现。

    胡适在《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一文提出两点缘由，可视为此刊宗旨，一是“各人的心得可以因此得着大家的批评”，二是“我们也许能引起国人一点读书的兴趣——大家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这两点在整个刊物中被贯彻得很好。在《读书杂志》中，胡适、胡堇人、刘掞藜、钱玄同、顾颉刚五人就古史问题进行讨论，形成十五篇文章，近九万字。关于古史问题的集中讨论借助报刊呈之于众，颇有一种追求科学精神的担当，各种论辩问难尤为精彩。后之研究者对诸位先生讨论古史问题注意颇多，兹不赘述。这里谈一下这十五篇文章之间的关联，作者立场和情感的微妙变化。

    1923年5月总第9期发表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之后参与讨论的人有钱玄同、刘掞藜、胡堇人、胡适。这五人分作两个阵营，胡适、钱玄同与顾颉刚为“疑古派”，胡堇人、刘掞藜为“信古派”。在具体的讨论中，顾颉刚开其端，刘掞藜与之辩难，往来讨论五个回合。直到第17期顾颉刚发布启事，“我初到北京，下月又要到河南，在两个月内无暇讨论古史”，这一论争才告一段落。紧接着，胡适在第18期撰文《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做总结发言，表达自己疑古立场。遗憾的是，刘掞藜在发表第五篇文章《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续）》后，因论争平台《读书杂志》的停刊而告终，刘文未见再续，颇为可惜。

    在顾、刘、胡的论证中，有几句闲言，展示出那时学者的学术态度和品格，不妨择数句以飨学界。顾先生说：“读刘掞藜先生‘再质’一文，使我非常欣喜。我久要寻觅这样的一个伴侣而不可得，现在竟得到了！”（《读书杂志》第14期）刘先生言：“我老实不客气地辩驳，觉得先生（指顾颉刚）所说具不能成立；但是先生有很好的证据和说法时，我愿恭恭敬敬地承命将这篇大话一笔勾销，以表示我毫无成见。先生这个翻案很足影响人心；我所不安，不敢不吐……”（《读书杂志》第16期）胡先生《读后感》说：“内中颇有偏袒顾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讳饰了。但我对于刘掞藜先生搜求材料的勤苦，是十分佩服的；我对他的批评，全无恶感，只有责备求全之意，……行文说话偶有不检点之处，我也希望他不至于见怪。”（《读书杂志》第18期）顾先生与胡先生的真诚溢于言表，而刘先生的勇气也是让人敬佩。刘掞藜英年早逝，从其留下的《中国上古史》《隋唐五代史》等讲义，以及发表在《史地学报》中的《史法通论》一文可窥其坚守“信古”之志。在“疑古”之风大兴之时，能够坚守自己独有的学术立场，颇显学者风范。

    在《读书杂志》发文者还有丁文江、吴虞、任鸿隽、徐旭生、梁启超、陈衡哲等人，他们或出名门之后，或已然名声显赫。在这之中的陈衡哲是唯一一位女性，一生拥有很多头衔。她曾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硕士，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人际圈中鸿儒、高官、学者、作家皆有。在重庆时，她曾应周恩来之邀访问过红岩村。丈夫任鸿隽一生成绩卓著，长女以都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次女以书毕业于美国瓦萨大学，儿子以安获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她的学术成就主要在西方史方面，有《西洋史》《欧洲复兴史》《文艺复兴小史》等著作。

    《读书杂志》以增刊之名，行读书之实。“疑古”“信古”之争发端于此刊，以“疑古”之胜告终。之后的《古史辨》一直以“疑古”为基调，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对中国史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