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访谈
《重新生活》是张平放在抽屉里时间最长的作品。写完五年后,先在《收获》刊发,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
他在书里提到,腐败不仅仅是贪污受贿,收取了不义之财或物,更重要的是制造了一个与老百姓完全不同的特殊生活。美好的生活怎么定义?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愿望,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价值诉求,构成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群体的最大公约数与价值共识。这就是美好生活。腐败分子的生活与老百姓追求的美好生活不同,通过对一个区域主要官员腐败的描写,展示了腐败带来的难以想象的灾难,这种危害是所有人都应警醒、深思的。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评论家吴义勤认为,作品的意义超越了反腐题材,在文学方面显示了新的探索和思考,体现了对现实的尖锐追问。
领导干部只有同老百姓的生活同质同量时,才会真正体会到百姓的甘苦,才能真正下决心去解决老百姓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这也是张平的《重新生活》所表达的主题之一。
中华读书报:《重新生活》离现实如此之近,简直就是一部架在生活中的摄像机。处理这样的题材,对您来说有难度吗?
张平:我一直在说,纯正的现实题材,素材有的是,人物有的是,故事也有的是,现实题材最不缺的就是写作材料,好故事好人物,可以说是随手拈来,俯拾皆是。现实题材难在取舍。什么样的人物故事可以用,什么样的不可以用,这对中国的当代作家是一个难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有些题材太敏感,不容易把握。其实难与不难,关键在立场,在心态,在方法,在你能不能放下身段。只要你能真心实意地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不要老想着我的作品出来了,国内国外的权威评论家们会怎么看,国内国外的评奖机构会怎么看,那些林林总总的国内国外的专业读者们又会怎么看,如果总是这样掂量来掂量去,那你的现实题材写作,根本就无从下笔了,处处都会是难点。我觉得现实题材写作,就是照本宣科。生活是什么样子,你就实实在在地把这个样子端出来。如果刻意加进去太多的深刻和厚重,反而会显得累赘和臃肿。现实题材需要勇气,需要悲愤,更需要舍弃和不在乎。
中华读书报:在多年后重拾小说创作,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调整,您感觉这个时期的创作,和过去比是否有很大的变化?
张平:这部作品在2013年就完成了,后来又修改了多次。这是我担任副省长后的第一部作品,同以往的写作相比,写作前的准备和积累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在政府工作,一直还是以作家的眼光来看待与工作相关的人和事。这可能与作家的出身有关,也可能与在政府工作的时间太短有关。我在政府工作,满打满算就五年的时间。以前一直是作家身份,工作也是在文联作协,做领导干部我基本就是个外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省政府工作能让你看到更多的情况,看到了以前当作家时根本不可能看到的一些情况。也就是说,你进入了一个以前根本不知道不了解的社会群体、社会阶层或者社会圈子,这里面既有酸甜苦辣,也有喜怒哀乐,既有大爱大美,也有至痛至恨,也一样充斥着人性的光辉或灰暗。尽管你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但这也并不是说,人与人之间会有什么不同。其实人和人的差别并没有多大,人性都是一样的,更多的是个人的选择和机遇,当然还有家庭出身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生活环境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身份与结果。
对文学创作来说,我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同。你占有了更多的素材,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写作和当官不一样,写作的机会永远是均等公正的。作品的成败,关键还是看你的才华,看你的素养,看你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和直面腐恶的勇气。
还有一点,《重新生活》的写作,完全是业余写作,这同过去的专业作家写作,也完全不一样了。过去当专业作家时,有整块的时间,作品都是一气呵成,都是在不间断地写作下完成的。《重新生活》是断断续续写出来的,很多时候,写作情绪和写作气氛,都需要重新凝聚。因此这一部《重新生活》,读者阅读的感觉也可能与过去不同。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作家的眼光是什么样的眼光?
张平:准确地说,作家的眼光就是与人为善的眼光,不轻易定性对错是非的眼光。不会拍桌子瞪眼,不会当众收拾呵斥那些下级官员,更不会对着很多人发脾气说脏话。不管出了什么事,总是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总是觉得对方也有难处,即使骗你哄你说假话也不忍揭穿。因为作家就是常常看对中的错,错中的对。不管什么人,他之所以这么去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和原因。不会你不按我的办,我就不分青红
皂白,怒斥一通。
中华读书报:《重新生活》里每个人物都如此鲜活,尤其是姐姐魏宏枝,看得让人掉眼泪。很想知道您写作时的心态,描写过往的生活,是否唤起了您很多回忆?
张平: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经历和故事情节,特别是人物的感情和思绪,大都与自己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更多的时候,描写人物就是描写自己。有人说,防火防盗防作家,一不小心就会把你写进他的作品里去。其实这都是一种误解,作家更多的是在写自己。作家塑造人物,就是把自己的情感和爱憎,都刻画在一个被倾诉的对象上。
这部作品的几个主人公,都是腐败最直接的无辜受害者。包括腐败分子的母亲、儿子、姐姐、姐夫和外甥,还有司机。参与和卷入腐败的都被抓走了,而无辜的甚至毫不知情的这些亲属和家人,成了事实上的最大受害人。腐败对他们的戕害是深重的,残酷的,尽管如今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株连时代,他们的人格和工作在表面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但社会上和精神上的无形压力对他们的打击是双重的,灾难性的。他们就像从云端突然掉进了泥沼一样,对突然降临的平民生活毫无准备,百般无奈又束手无策。就像一个突然失去父母,刚刚成人的孩子一样,所有的一切都只能从头进行。丁丁是腐败分子唯一的儿子,在他失去父母的庇护之后,他根本不懂得如何才能在这个社会上自力谋生,独立生存。他与贫民的孩子同班同学吴玉红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吴玉红因为是普通百姓的孩子,从小需要自食其力,自谋生活,尤其是在父亲重伤后,十六岁的她几乎挑起了照料全家的重担。还有绵绵,这个市委书记的外甥女,在失去舅舅光环的呵护之后,精神几乎彻底崩溃,以至最终昏倒在考场上。
他们所面对的生活,则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都在生活着的生活。他们的重新生活,让他们看到了、了解了即将面临的真正的百姓生活。他们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适应和承受这样的生活,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重新生活》中的姐姐,是我着力刻画的一个人物,也是自己倾注了最多情感的一个人物。写她的过去,写她的为人,写她的情感,写她的善良和圣洁,自己的思绪完全是在不知不觉之中陷进去的。但等写完后自己仍然陷进了一种疑惑,姐姐是自己用来陪衬腐败变质的弟弟的,但像姐姐这样纯正的一个人,如果让她进入政界,掌握了权力,她真的能一尘不染,真的能拒腐蚀、永不沾吗?你看她在儿女之情上,因为是自己女儿的老师,不也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一次说客吗?不也是让人感激涕零给她送来了一大笔贿款吗?尽管她坚决拒收,但她对此不是也没有任何反思,任何自责吗?姐姐是这样,千千万万的人不都是这样吗?包括自己,在很多的时候不也一样吗?只想独善其身,真正做得到吗?
当然对姐姐的描写,还有我的另一层用意,就是恶的东西一定会殃及善的群体。一个领导干部出事,他的一家子都会跟着出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公正地说,这也是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自我净化的一种机制和功能。一个人之所以轻易不敢违法犯罪,他首先考虑的是家庭是儿女。上有老下有小,他得为这些人负责。即使如今已经进入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对这些人一视同仁,他们的工作、学业和求职都不应该受到影响,但一个人违法犯罪,必然会殃及自己的家庭和亲人。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会因你的罪错付出昂贵的代价。
姐姐让我们深为同情,甚至为她痛苦和掉泪。包括一无所知的母亲,我们都深为痛惜。但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更加痛恨贪婪,更加痛恨腐败和奢侈。
中华读书报:《重新生活》中市委书记魏宏刚只是一种权力符号的象征,他仅在引子中出场,但他又似乎无处不在,贯穿始终。
张平:他是悲剧的主要制造者,他必须为这一切终身负责。对他的惩罚不仅仅是牢狱之灾,而且是至死无法摆脱的精神鞭挞。身为一个市委书记,曾在这个市工作了很多年,可以说,这个地方的所有问题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育,医疗,住房等等,所有的领域都渗透着他的影响。等他落马后,他的子女亲属面临的难以解决的困难,可以说都是他一手造成的。腐败通吃通杀,在腐败的魔爪之下,人人无可幸免,当然也包括他的亲属和子女。也许只有到了如此的结局时,他的儿女和亲属的遭遇才会让他痛心入骨,悔恨终生。
这应该就是这部小说的主要立意。是一种别样的反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