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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吴轩出版社今年推出新书《吴门风土丛刊》，点校者王稼句先生在后记中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旅居京城的顾颉刚、俞平伯、王伯祥三位乡前辈，为桑梓情怀所驱，开始做苏州乡风民俗杂著的整理，拟名《吴门风土丛刊》。由于当时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其中由顾颉刚先生点录的《清嘉录》等三种，虽已交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但终究未曾印出。”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丛刊按照当年拟定的目录，重新点校印行，终于了却三位前辈的夙愿。
这部《丛刊》凡十种。包括蔡云《吴歈百绝》、顾禄《清嘉录》《桐桥倚棹录》和袁学澜《苏台揽胜词》《姑苏竹枝词》《吴门岁暮杂咏》等，以各种形式描绘苏州地方风物。读《清嘉录》，发现在“春台戏”条目下，有如是记载：
二三月间，里豪市侠，搭台旷野，醵钱演剧，男妇聚观，谓之春台戏，以祈农祥。蔡云《吴歈》云：“宝炬千家风不寒，香尘十里雨还干。落灯便演春台戏，又引闲人野外看。”
案：汤文正公抚吴告谕中有云：“地方无赖棍徒，借祈年报赛为名，每至春时，出头敛财，排门科派，于田间空旷之地，高搭戏台，轰动远近，男妇群聚往观，举国若狂，废时失业，田畴菜麦，蹂躏无遗，甚至拳勇恶少，寻衅斗狠，攘窃荒淫，迷失子女，每每祸端难以悉数……”
显然由于观演春台戏的风气过浓，对各方面影响太大，让当政者感到了担忧。汤文正公，即康熙年间的江苏巡抚汤斌，专门告谕：“合行出示严禁。”
汤斌，是学者、思想家顾炎武先生的朋友，彼此在学术研究中有很多交流。上任江宁巡抚后，从政风格十分严厉。为了推行清政府的文化政策，他连续颁布告示，严禁书坊刻印小说，命令诸州县立社学，讲《孝经》等书，甚至禁止妇女外出游荡。与此同时，他还在吴地实行了不少使封建秩序得以稳定的措施，比如整顿吏治、打击豪强、蠲免苛赋、建立义仓社学、宣传儒家经典、毁弃五通神淫祠等，从而受到了康熙皇帝的宠信，被尊为“理学名臣”。
清康熙二十六年九月，汤斌改任工部尚书。这时，突然有人尖锐地批评汤斌的学说是伪道学，说他言行不一，并且在康熙皇帝面前弹劾他。汤斌心里十分担忧。他一方面觉得自己问心无愧，一方面又担忧，说不定真有什么把柄被人抓住了。这些年的励精图治，有人称赞，有人反对，有人得益，也肯定得罪了一些人。或许有了怎样的失误，自己并不清楚。但是被朝廷查实，就有可能治罪。忠心耿耿的结局竟然会是如此，实在让人想不通！汤斌左思右想，寝食难安，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一段时间后，竟忧惧而死，享年仅六十岁。
由此，我们不难窥见明清时代“扫黄打非”之一斑。
“扫黄打非”确实古已有之。
顾炎武《日知录之余》中有“禁小说”一则，援引《明实录》中的记载说，正统七年二月，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奏报，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例如《剪灯新话》等，不但市井轻浮之徒争相阅读，许多儒生也丢开正学，日夜记忆，以资谈论。如果不严禁，邪说异端将不断蔓延，惑乱人心。乞敕有关佥事、御史、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类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按刑律问罪。明英宗从之。
《日知录之余》还有“禁毁淫祠”一则。顾炎武引《汉桓帝纪》《后汉书》《宋书》《太原志》等典籍的记载，叙述了历代禁毁淫祀、淫祠这一重要的社会治理行为。如《旧唐书·狄仁杰传》：“为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抚使。吴楚俗多淫祠，仁杰奏毁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淫祠，即不为官方作认可的滥建的祠庙，由淫祀而来。“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礼记·曲礼下》）。狄仁杰任江南巡抚使时，奏毁的淫祠竟多达一千七百所。
显然，巫觋、烧炼、咒术一类的淫祠，源自愚昧的多元崇拜，顾炎武从来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丧志的玩物，包括淫邪的小说戏文之类。晚明时期，大量的小说戏曲等通俗书籍在苏州出版。顾炎武看见许多人随意改动古书，以“戏说”的方式取悦大众，谋取钱财，认为这样做必然会导致道德的衰落。他尖锐地指出：万历年间，有很多人喜欢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啊！
顾炎武认为，尧、舜和屈原之所以能出类拔萃，成为千古圣贤，就是因为他们具有耿介的品质。如果和世俗同流合污，决不可能成为高尚的人。可惜，这种阳刚之气在今天的生活中太罕见了！
《日知录之余》，还有“禁用铜钱”“禁金银”等则。顾炎武引《明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七年八月，皇帝下诏禁用铜钱。当时两浙民众重钱轻钞，常常打折使用。福建、两广、江西等地也是这样。导致物价涌贵，国家制定的钞法无法实行。于是，皇帝谕告户部尚书：“宜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
明洪武三十年三月，朝廷还下令禁止民间以金银为货币相互交易。当时的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往往以金银来定价。这样做，让国家颁发的钞法受到阻滞，对于公私都是损害，必须严加禁止。
到了明正统十三年五月，朝廷再次禁止使用铜钱。当时钞票已经在全国通行，然而民间仍存在铜钱交易，每钞一贯折铜钱二十文。监察御史蔡愈济奏报：“请出榜禁约，仍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视，有以铜钱交易者，擒治其罪，十倍罚之。”明英宗从之。
这，正是金融领域的“打非”。
值得注意的是瓷器贸易中的禁令。顾炎武转引《明实录》载：“正统三年十二月丙寅，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宫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不许私将自地青花瓷器卖与外夷使臣”，“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谕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资，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官府为什么如此禁止私瓷？
原来，在明代前期，海禁政策与朝贡体制，是朝廷外交政策的两大支柱。后来，为了防御倭寇侵扰，开始实行海禁，严格禁止沿海居民私通海外，“片板不许人海”。同时积极发展朝贡贸易，鼓励海外诸国入明朝贡。推行朝贡政策是为了发展官方贸易，将海外贸易严格控制在朝廷手里。明王朝在推行以朝贡贸易为核心的对外政策时，遣使四出，招徕东南亚诸国朝贡，并且对朝贡国赏赐大量的丝绸和瓷器。而实施海禁，则是为了打击私人海外贸易。
在昆曲发源地，观看演出是民间常见的娱乐活动，雅俗参杂，良莠不齐。读《桐桥倚棹录》，也见木船蓄歌姬以待客的记载：“船中弦索侑酒，又必别置辫发雏姬，女扮男装，多方取悦于客，俗称鼻烟壶，言其幼小未解风情，只堪一嗅而已。舒铁云诗‘不男不女船中娘’，正谓此也。”春台戏却是一项最有影响力的群众性活动，笛声响起，老百姓的脚板就痒了。然而，过分狂热的追捧，终究会酿成种种弊端，“禁”抑或“放”，令官员们陷入两难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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