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弗利

    格里菲斯关于遗传转化的研究越过大洋大海，转到了北美。实际上这好比运动场上的接力赛，接力棒只是从一个英国医生手里传到了另一个美国医生的手里，还是没有跳出医学微生物学这个圈，他们是不约而同地走到一块儿去的。这说明任何一个新领域产生的科学，开始发现时，多半都只是一个粗线条的，还需要完善、细化。不过，这已经不是先驱们的事了，自有“二传手”来接续，科学事业无一不是通过在专业分工中不断接续、积累而最终完善起来的。

    接棒的是一位牧师的儿子艾弗利医生，在欧美，牧师的后代进入学术界的机会比较多。牧师这种职业在传教之余，往往有更多的时间做他们感兴趣的事情，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孟德尔也是这个情况，而且他本人就是一名牧师。率先提出量子论的德国普朗克（Planck，M.K.），从1920年直到去世，一直是教会执事。人称“细菌遗传学之父”的莱德伯格（Lederberg，J.）也是一位正儿八经的犹太牧师的儿子。

    话说回来，艾弗利一家人多年来备受疾病痛苦煎熬、困扰，小艾弗利本人亦自幼体弱多病，所以他自小就立志从医，救死扶伤，献身医学研究，从事使人类远离病魔的崇高事业。他幼时不仅体质很差，而且发育欠佳，脑袋安在瘦小的身躯上显得很大，所以有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作“小宝宝”，还奚落他“是一个最不可能成才的人”。然而，谁能料到，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经过10年潜心研究，终于在1944年完成了一项划时代的实验，证明了引起肺炎双球菌发生遗传转化的因子是作为遗传物质载体的DNA，而不是别的任何物质。

    艾弗利生于加拿大，1904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当过医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陆军部服役，担任过医疗队长。复员后，先是研究乳酸菌，他认定这项研究具有商业开发价值；后又研究结核菌，因为结核病是当时的重要疾病之一，他的一位同事就是由于得了这种疾病而早逝的。他的大部分科研生涯都是在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度过的。他长期从事临床和医学细菌学研究，其中就包括棘手的肺炎双球菌和抗血清治疗肺炎等课题。他先后对肺炎双球菌的荚膜多糖进行过化学检测；人工合成过抗原并研究过它们的免疫学特性；他观察过肺炎双球菌的自溶过程，并将它们应用于血清治疗，确认患者在重度感染期的血清内存在的所谓C-反应性蛋白质；实验过人与动物皮肤对各类肺炎双球菌细胞组分的反应性；研究过分解肺炎双球菌III型荚膜多糖的某种由细菌产生的酶的活性；他还研究过短杆菌肽和短杆菌酪肽两种抗生素。这些工作都取得过一些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的成果。然而艾弗利是个低调的人，极少发表文章，无意著书立说，也从未作过公开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