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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联想到弗莱明（Fleming，A.），他和艾弗利两人命运真是大不一样。事情还要从1922年说起，小弗莱明曾经偶染感冒，他从自己鼻腔分泌液中发现了一种能杀灭细菌的溶菌酶，并且查明这种酶在动物体的许多组织中都有，这种酶便成为第一个被解析清楚功能与结构两者关系的酶种。不过这种酶对付引起疫病的病原菌，其酶活性有限。直到1928年，他才发现一些用来培养葡萄球菌的培养皿有些被霉菌污染了，更奇妙的是，在霉菌菌落四周竟然找不出葡萄球菌菌落，这说明这种霉菌能分泌某种杀灭葡萄球菌或阻止其生长的物质。小弗莱明很有眼力，这是一个杰出科学家有别于常人的关键所在，他成了青霉素的发现者。
由于青霉素使用不当产生了对青霉素有抗性的细菌，它们中的顽固者自有一套看家本领，它们全都装备着一种精良武器——青霉素酶。这种酶专门在前面侦察、探路，寻找青霉素分子。一旦遇到青霉素分子，酶分子立刻就会跟它扭打成一团，使青霉素分子变得面目全非，成为青霉噻唑酸，从而失去杀菌的作用。这时担负连接氨基酸的酶就可以顺利完成组合细胞壁的任务，细菌因此能生长繁殖。
耐药菌给医疗事业带来了莫大的挑战，而且这样的耐药菌愈来愈多。现在还知道，不同的耐药菌水解青霉素的能力也是不同的，而且耐药菌编码青霉素酶的基因还能通过质粒运载体传递到其他非耐药菌中，使得非耐药菌也变成耐药菌，其中有些菌还能改变细胞壁的渗透性而产生耐药性。所以，如何对付耐药菌成为重要课题，尤其是到了后抗生素时代，出现了耐药性超级细菌，哪怕是常规手术，其感染风险也会大大增加。
英国高盛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报告中说：“欧美每年死于耐药性超级细菌（仅大肠杆菌一项）的就达5万人，到2050年，若无某种措施，每年将有1000万人丧命。从全球视角出发，一个保守的估计，将造成100万亿美元的损失。”具体地说，如何对付青霉素酶的水解作用就成为全世界许多实验室的重要研究课题，科学家们具体想出了哪些办法也就不是这里所要述说的范畴了。
但是青霉素怎么使用，小弗莱明当年并不清楚，也没有获得纯的青霉素，更不知道应该如何把它制成治病良药。他的发现被搁置了10年，直到1938年，德国化学家钱恩（Chain，E.B.）和英国病理学家弗洛里（Florey，H.W.）重新开始研究时，才从封尘10年的文献堆里发现这篇文献的巨大医疗价值，成功研制出青霉素制剂，并于1945年与弗莱明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
美国军方出于战争需要，才将青霉素应用列入重点开发项目，并动员数百名生化学家运用分部色谱法，解决了青霉素的纯化问题，而后青霉素才进入临床应用。青霉素虽说是英国人发明的，但真正投入工业法生产的是美国人；青霉素是在英国开花，在美国结果。当时所谓的工业法生产，还是采用最原始的表面培养法，美国一家工厂使用了57万个瓶子轮回操作，工作量之浩繁可想而知。用现代生物工程生产，采用电脑控制的深层发酵，容积达到成百上千吨规模，青霉素效价也提高了上万倍。
艾弗利及其合作者的贡献与弗莱明在青霉素发现中的贡献相比，要大得多，而且前者系统地完成了实验工作，但艾弗利却没有拿到诺贝尔奖。我们固然要为艾弗利过早去世惋惜，但也不得不质疑，诺贝尔奖是否存在某种程度的“双重标准”。
（本文摘自《DNA是如何发现的？——一幅生命本质的探索路线图》，吴明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定价：69.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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