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刊物的日常与诗意

    最近三年，《文艺争鸣》开设“随笔体”专栏，每期发一两篇不怎么学术的文章；而且，每期“随笔体”专栏前面，都有以下“编者按”：

    今日中国学刊，注释越来越规范，但八股气日浓。说不好听，除了编辑与作者，以及个别刚好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其他人一概不读。

    传统中国谈文论艺，很少正襟危坐，大都采用劄记、序跋、书评、随感、对话等体裁。晚清以降，受西方学术影响，我们方才开始撰写三五万字的长篇论文。对此趋势，我是认可的，且曾积极鼓吹。但回过头来，认定只有四十个注以上的万字文章才叫“学问”，抹杀一切短论杂说，实在有点遗憾。

    放长视野，学问不一定非高头讲章不可。在我心目中，编杂志最好是长短搭配，庄谐混杂，那才好看、耐读。我明白，困难在于学术评鉴——这样有趣味但无注释的“杂说”，能计入学者的工作量表吗？好在今天能写且愿写此类短文的，大都已经摆脱了这样的数字游戏。

    真希望我们设立的“随笔体”栏目，在精深且厚重的专业论文之外，发表若干虽不计入成果但有学识、有性情、有趣味的“杂说”。

    这四段话，都是从我初刊《文艺争鸣》2016年第4期的《与人论刊书》中摘抄来的，唯一的改变是，将“真希望有学术杂志愿意设立专栏”，改为“我们设立的‘随笔体’栏目”。责任编辑事先征求我意见，问能否如此借用，我的回答是“与有荣焉”。

    其实，当我说到希望有学术杂志愿意设立随笔专栏时，眼前闪过若干学刊，其中包括河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社会科学论坛》。《社会科学论坛》当然也刊数万字长文，但好看的往往是那些“歪瓜裂枣”、“不成体统”的“杂说”。更在乎独立思想，而不是专深学问，这明显属于八十年代的流风余韵。在当下的文化氛围及学术体制中，此乃异端，既吃力，又不讨好。检索我在《社会科学论坛》上刊发的十六篇文章，从一开始的《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2002年5期）、《大学精神与大学的功用》（2005年1期）、《学院的“内”与“外”》（2005年2期）、《关于八十年代》（2005年6期），到后来的《文学的都市与都市的文学》（2009年3期）、《“学术”谁来“评价”》（2009年4期）、《我看北大研究生教育》（2009年8期）、《高校青年教师的处境及出路》（2012年6期）等，都属于思想文化评论，针砭时弊，有感而发，社会影响及传播效果甚佳。

    在《与人论刊书》中，我略为评说《文艺研究》《中国文化》刊发的若干短文，更提及自己前些年主编《现代中国》（2001—2014）时的办刊策略——“好作者的文章来者不拒，长短不拘，编排时更是随心所欲，大都论文在前，但也有资料、对话或演讲优先的，就看那一期稿子的重点及趣味。”

    《现代中国》五年前就停刊了，2014年7月11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现代中国》停刊座谈会上，我做了专题发言，讲稿修订成《依旧“关注‘现代中国’”》，初刊2014年7月16日《中华读书报》，后收入我的《刊前刊后》（北京：三联书店，2015），其中说到：

    十年《学人》，加上十五年《现代中国》，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业余编辑”生涯，让我了解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各种坑坑洼洼。我们这一辈学人，从八十年代走过来，有过许多光荣与梦想，也经历了若干暗礁与险滩，其对于“民间学术”的执着与坚持，如今显得很不合时宜。在《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读书》2012年2期）中，我曾提及：“以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学界为例，八十年代民间学术唱主角，政府不太介入；九十年代各做各的，车走车路，马走马道；进入新世纪，政府加大了对学界的管控及支持力度，民间学术全线溃散。我的判断是，下一个三十年，还会有博学深思、特立独行的人文学者，但其生存处境将相当艰难。”

    ……从八九十年代走过来的学者，因曾经的梦想，还能保持某种独立姿态。随着政府奖助学术的力度倍增，很多年轻朋友从踏出校门的那一刻起，就整天沉浸在“项目”与“课题”中。可内心深处，不见得就没有那种海阔天空的境界或狂放不羁的精神需求。观察了很久，我终于发现，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应对之计——不像我们将自家理念写在脸上，碰到障碍时不会转弯，有时甚至硬碰硬；年轻一辈学者视野开阔，学养不错，有自己的坚持，但不太拘谨。念及此，没有理由杞人忧天。

    这篇文章有很多感怀，或许可供《社会科学论坛》诸同人参考。

    我办的是民间学刊，可以说停就停，进退比较自由；如果是公家的刊物，有级别、有编制、有经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由不得你使性子。这就说到原本月刊、半月刊，如今双月刊的《社会科学论坛》，曾经的辉煌就不说了，因杂志社自己总结更全面，朋友们也会捧场说好话，我想谈谈以后的事情，即杂志接下来到底该怎么走。

    依我观察，最近这些年，《社会科学论坛》其实是在“学术研究”与“思想文化”之间摇摆。当然，最好是鱼与熊掌兼得，可这难度实在太大了，非常人所能企及。弄不好，就可能两边都不搭界，甚至因“摇摆”而丧失某些难得的机遇。邀请包括我在内的诸友人为杂志主持某一栏目，表面上很热闹，实则没能为刊物增光添彩。我能理解主编的良苦用心，但刊物往哪个方向发展，不纯粹取决于个人能力，更牵涉大的时代背景，不是你想怎么办就能怎么办的。

    说实话，最近二十年，想办“思想文化评论”的人很多，但到目前为止，只有《读书》一家屹立不倒，至今还能叫好又叫座，继续为读书人提供窗口，并为三联书店贡献利润。除了编辑很努力，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品牌效应——很多读书人怀念，不少学校也把它当作核心期刊。因此，即便他们也曾在是否转型的问题上犹豫过，包括文章是否加注释，是否开列作者单位（以便检索与统计）等，最后还是挺住了。至于其他同类刊物，如上海的《书城》以及长沙的《书屋》，都编得很用心，质量也不错，但读者就是不多。经济上长期无法自立，惨淡经营，能坚持多久，那就很难说了。相对而言，学术期刊（集刊）的日子可就好过多了，因有政府或大学的经费支持，可以继续刊发专深论文，不必考虑读者、印数或广告。

    当下中国最为活跃的“思想文化评论”，其实是在自媒体，而非公开出版的报刊。即便《读书》《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文汇学人》，也都因外部条件的变化，调整了办刊策略，逐渐往知识普及、审美及生活趣味转。面对这种局势，《社会科学论坛》若还想走“思想文化评论”这条路，能走得通吗？

    当今中国需要以及能办什么样的杂志，这是大环境；《社会科学论坛》诸君有多少能耐，愿付多大心血，这是小环境。主编赵虹的鬼灵精怪（思路）与神通广大（人脉），后面的人能否承继，或更上一层楼，我不知道。我想提醒的是，不仅赵虹即将退休，他那些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给他提供许多好稿件的朋友们，或身体欠佳，或能力有限，或生计堪忧，不太可能全力以赴地支持《社会科学论坛》了。必须承认。说得更明白点，八十年代走过来的这批学人，他们（我们）的光荣与梦想，以及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姿态，值得永远怀念，但实际上已经风流云散了。

    有鉴于此，我的主张很简单，那就是：建议以后的《社会科学论坛》，回归日常与世俗——走学术刊物的道路；保留诗意与远方——借助随笔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