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文化理论演进史

    在国内从事文化研究的学人中，深通西学的陆扬教授可以说是代表人物。他不仅翻译过不少西方当代文化经典著作，而且编写过许多研究和介绍西方当代文化热点的著作。立足于重点文本研究和个案研究，他展开了关于文化学原理和历史的纵横捭阖的整合。本世纪初，他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和评述西方文化研究基本理论的专著《文化研究导论》。最近，他又领衔撰写了国内第一部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脉络的力作《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该书是陆扬带领几个弟子一起完成的，其中，陆扬本人所写占了全书的70%以上，弟子所写章节最后也由陆扬统一润色。翻阅全书，从命题方式到行文风格，都可以感受到陆扬特色。

    我们首先要为这个“第一部”点赞。国外的文化理论虽然层出不穷，“文化马克思主义”也曾经有人提出和论述，但尚无人梳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国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虽然相当深入，如衣俊卿的《20世纪的文化批判》辟出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等六个视野，俞吾金对西方“文化危机”表现出莫大关切，吴晓明等人对辩证法和批判理论的研究广有影响，黄力之等人撰文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的文化概念。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作一个全面系统的历史叙述，此前尚未见到。说陆扬的这本书具有“奠基开新”的学术史意义，可谓名副其实。

    马克思之后西方文化的发展始终与马克思主义相生相伴。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学说和意识形态理论是现代文化理论的两个中心话题，也是后现代文化理论绕不过去的核心问题。只不过，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坚守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决定论，1960之后的后工业社会反其道而行之，标举意识形态自足论，迎来了文化大变革。它们或正或反，都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藕断丝连。正因为西方现当代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陆扬得以调整视角，从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维度，梳理西方从现代到后现代（即当代）的文化理论演变史。

    那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无“文化”概念呢？如果说有，它是指什么呢？本书第一编首先论析“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作的仔细研判，和对马克思之前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文化概念、马克思同时的泰勒为代表的人类学文化概念的考察，陆扬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理解，从唯物史观出发，吸收了泰勒的人类学文化观，每每与“文明”互释，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涵义，与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将“文化”等同于“精神”的传统观点判然有别，并将康德、黑格尔的“文化史观”视为“唯心史观”而加以批判。但有时，他们又将“文化”用作特指，与“精神生产”“意识形态”“哲学”互释，把“文化”作为一种具有人类解放意义的启蒙力量。陆扬还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留下系统完整的文化理论，但对于后来的文化理论而言永远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基石。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产业批判理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都直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马克思主义经由1889年成立的第二国际发展为列宁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传承。于是本书自然过渡到第二编，讲述第二国际到列宁的文化思想。

    这个阶段关于“文化”的总体释义，是与无所不包的“文明”区别开来，回归到广义的精神生产这个传统的一般的理解中，所指的重点，是科学与艺术。作者给我们选择了几个第二国际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德国的伯恩斯坦。它是恩格斯遗嘱继承人，但用和平进化论对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提出修正，强调“文化”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运动中非暴力的潜移默化的改良作用。另一个是考茨基。他是恩格斯的接班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人物。一方面继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批评伯恩斯坦对阶级斗争学说的修正，但又与伯恩斯坦一样接受了社会进化论影响，坚持和平主义立场。他依据马克思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强调“精神生产”的“无政府主义”，即自由主义。由此出发，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批判布尔什维克政府成立“契卡”、推行“红色恐怖”，被列宁批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第三位是普列汉诺夫。这是第二国际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也兼顾社会心理的能动作用。用阶级的观点研究俄国民族文化，为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文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列宁把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付诸实践，成功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同时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坚守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提出文化的阶级性和党性问题，主张在新闻、出版、教育等领域用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加以统管，以维护苏维埃政府的稳定和成长。

    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1960年代之前，这段时期的西方社会我们一般称为“工业社会”。这段时期的西方文化理论我们一般称为“现代文化理论”。陆扬辟出三编，先面后点，总分结合，给我们介绍了西方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第三编是总论，题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英国新左派史学家安德森提出的概念。所论基本上属于1960年代以前的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别于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心从原来的经济、政治、革命转向文化和学术，其中焦点是文化。其中出现的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流派。本编选择了这两个派别之外的西方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介绍他们的文化观。这些人物是：卢卡奇、葛兰西、列斐伏尔、阿尔都塞。卢卡奇主张与时俱进地理解、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拘泥过时的片章只句。他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异化劳动造成的人的“物化”，但并不赞成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改变这一切，而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汲取人道主义，高扬“文化”在社会改造中具有主导作用，呼唤意识形态通过实践参与并改造日常生活。葛兰西一方面从马克思“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得到启示，提出了“文化霸权”的著名理论，另一方面又分析了以自由民主为特征的市民社会，肯定了具有自由民主社会机制的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合理性、重要性。列斐伏尔也推崇马克思早期《手稿》中的人本主义思想，据此论证“劳动创造美”这个中心命题，由其中“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发展出“总体人”的理论，并在《美学概论》一书中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主导意识形态回顾、批判了历史上的美学观念。此外他还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对于“生产”一词的被滥用的批评也击中要害。阿尔都塞于1956年出版《保卫马克思》文集，以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此前叫青年马克思，属于人道主义阶段；此后出现了“认识论断裂”，转变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阶段，影响深远。此外他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与“镇压性的国家机器”概念对峙。他的另一发现是“症候阅读”。据说这是马克思本人1945年之后的阅读方法。马克思用这种方法阅读政治经济学，揭示出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概念，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以及剩余价值的概念，完成了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改造。

    第四编为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观。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本雅明、哈贝马斯是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霍克海默批评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大众性与艺术生产的具体内容与真理性已无任何联系，大众文化成为依照某些流行标准制造出来的文化，是商品经济操纵的派生物，不仅失去了创造力，而且成了贬义词。据此他追根寻源，批判了主观上斤斤计较的“工具理性”，肯定以真理为至高目的的客观理性。阿多诺最为卓越的成就是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弗洛伊德的社会心理学文化批判结合起来。他在与霍克海默合著并一版再版的《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的反思、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对“反犹主义”心理机制的分析也影响巨大。“文化工业”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与商业利益集团合谋的产物，是导致文化败落的真正原因。阿多诺以音乐为例，批判了“文化工业”导致的“趣味的堕落”。他的《美学理论》成为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美学著作之一。本雅明提出了文化生产模式理论，这种文化生产模式以艺术品的“机械复制”（如波普艺术）和“手工复制”时代的“誊写美学”为代表。哈贝马斯以“交往”理论著称。他同意韦伯观点，主张从科学、道德、艺术三方面的独立、自治入手重建现代性，为良性交往铺平道路。他不满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引入“交往”概念，弥补大众文化的理论盲点，对前期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工具理性”的批判作了系统反思，立足其交往理论，为大众文化赋予了一种新的活力。

    第五编题为“文化研究的轨迹”，实为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代表人物的理论评述。

    20世纪60年代，文化学与社会学联姻，诞生了文化社会学。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贬多于褒不同，伯明翰学派大多肯定大众文化特别是消费文化的意义。开山鼻祖霍加特怀念自然、淳朴、健康的工人阶级文化，批判堕落、虚伪、醉生梦死的新潮文化、娱乐文化。威廉斯倡导“文化唯物主义”，以“文化”为“生活方式”的总和，以“情感结构”为全部生活方式的组构原则。霍尔的“制码”与“解码”学说大多涉及传媒研究，他的“身份/认同”研究与霍加特遥相呼应，他的“表征”研究则为这个学派的理论增添了新的品种。伊格尔顿提出的“美学意识形态”一方面肯定审美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反对以理性扼杀感性，主张伸张感性权利，恢复肉体被理性掠夺走的力量，指出通过推翻私有制，实现感觉对自身的回归。

    20世纪后半叶开始，第三产业崛起，压倒工业、手工业和农业，西方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理论如何与马克思主义联姻？本书第六编“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理论”集中总结、梳理了相关状况。总体说来，这个时期迎来了文化大变革，一方面不再重视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强调意识形态、精神文化的自足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在在精神文化中，强调破除理性压抑、伸张感性欲望，于是消费文化、时尚文化、广告文化之类极一时之盛。

    这个时代的文化理论可谓琳琅满目，天花乱坠。陆扬删繁就简，给我们选择了美国的丹尼尔·贝尔、詹姆逊、哈维，从美国回馈过来的法国后现代理论学说及其代表德勒兹和伽塔利、波德里亚以及布尔迪厄加以评述。丹尼尔·贝尔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适合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他提出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是否可能重新整合起来，重建适合后工业社会的文化设想。詹姆逊提出著名的“资本主义文化三阶段”说，即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二战后的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它们在文化艺术上的反映，是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后现代主义艺术。他指出现代主义的病状是隔离、孤独、疯狂和自我毁灭，后现代主义的病状是支离破碎、自我消失、无法解读。哈维系统阐述了他的后现代时空思想。他用“时空压缩”这个概念描述后现代状态下的生存现实，并提出了五种对策。从美国传播出去、回馈过来的“法国理论”内容包括过去半个世纪里经过美国包装的各种法国新潮理论的总和，表现形式是天马行空、形形色色的晦涩文字。法国后现代理论包括“索卡尔效应”“霍普金斯会议”“马克思的幽灵”等标志性事件。代表人物有德里达、波德里亚、拉康、德勒兹和伽塔利、福柯、利奥塔、阿尔都塞、克里斯蒂娃等。陆扬选取了上述标志性事件，和法国理论在美国转向的关键人物德勒兹与伽塔利，以及“消费文化”的著名论析者波德里亚、“文化资本”的著名论析者布尔迪厄加以评述，使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得到提纲挈领的描述。

    “文化”尽管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无所不包，等同于“文明”，但在第二国际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论的“文化”就退回到约定俗成的“精神”层面。而这个范围也很大，但其实际使用是特指，主要指学术、艺术、教育、美学等等。这就使得“文化”的外延看似广泛无边，实则有篙可下。作者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到第二国际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述，再到现代与后现代时期德国、英国、美国、法国等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大量论述中，聚焦、筛选、梳理一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线索和多线渗透的传播经络，前后照应，左右顾盼，纵横交错，摇曳生姿。加之写作风格上陆扬习惯用自己消化后的感受去融化材料、驾驭对象，就使得这个沉重的理论话题显得举重若轻、游刃有余。这部书，带着陆扬的长期积累，打着陆扬的风格烙印，是陆扬奉献给当下中国学界的一份大礼。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陆扬等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12月第一版，1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