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总编

    享誉文坛的王任叔（笔名巴人）卸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后，就职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他学术生涯最后的辉煌。作为一位出版家，事无巨细，皆可圈可点。不妨从一通纸张破损、尘封六十年的信函说起。

    1959年，王任叔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负责人黄肃秋捎去一通工作便函：

    古典文学理论丛书的出版说明的写法，的确存在着一个问题。舒芜写的方法同王利器的就不同。舒芜写法，大致是概括著作内容，用自己话说出来，同时，还带有一些作家本人思想的扼要批判（饮冰室诗话就是如此，是否是舒芜写的）。王利器的写法，摘录书中若干重要的话，予以编排，也引用一些其他书上的批评。另有一种写（法），就是简单的交代。作为编辑部统体来看，写法上不一致，是否好。这三种写法中，我是倾向于第一种的。王的写法还沿袭文学古籍刊行社所编的一套书的方法，是否还要改进一些呢？读后（请）讨论一下。

    王任叔是负责三审的总编辑，在百忙之中发现了两本书的出版说明的差异。检《饮冰室诗话》确系舒芜校点，按照一般行规，校点者当与出版说明作者统一。因为舒芜本人即学者型的编辑，且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王任叔提出作者为谁的疑问，恐怕是担心万一表扬错了人。

    《饮冰室诗话》的出版说明有关“作家本人思想的扼要批判”，表现在该出版说明的第二、第三、第四自然段上。它对康、梁逃亡国外后，在华侨中组织保皇党，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相抗衡的行迹加以说明。又指出梁启超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遇到的最早的反对论者，不过同盟会当时所谓社会主义并不是真的社会主义，实际上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还介绍了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从“投机善变的反动政客”到“专门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同时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下，梁启超只能“在政客型的教授生涯中，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十年”。

    关于“概括著作内容，用自己话说出来”，出版说明是这样写的：

    《饮冰室诗话》是梁启超逃亡日本时的著作，完全是宣传康有为、谭嗣同、夏曾佑、蒋智由等改良主义者的诗，特别大力宣传改良主义者黄遵宪的诗，具有强烈的、鲜明的政治性。改良派的变法运动中，曾经包括所谓“诗界革命”——其实是诗歌改良的运动，口号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或者说“镕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他们发动的这个文学运动，是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基本上同样是改良主义的，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历史注定了必然不可能得到胜利。这部诗话，是有关他们的“诗界革命运动”的重要材料。在大力宣传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黄遵宪这一点上，此书起了重要的作用。书中当然也有反动的成分，例如第五十一条引用并赞美黄遵宪的《三哀诗》，就是对义和团起义极尽诬蔑丑诋之能事，又如对待我国少数民族，是大汉族主义的态度，对待许多殖民地人民，是帝国主义种族论的应声虫，诸如此类，都是需要批判的。

    看得出来，这个出版说明文字简括，又入时眸，融入了读书心得，且富于作者自己的见解。王任叔是喜欢“出思想”的文学理论家，当然爱其“用自己话说出来”的深中肯綮。舒芜作为才华横溢的新派文人，哪怕是写一篇短短的出版说明，也能透露出时代的气息和批判的力量，被顶头上司总编辑捕捉到了。

    王利器所写出版说明，笔者手头没有。检这套“古典文学理论丛书”，1960年版有《文则·文章精义》，1962年版有《苕溪渔隐丛话》，都由王利器校点，不知王任叔所指哪一本图书。根据他在这封信函中的表述，王氏当獭祭精要、胪陈众说，写的是述而不作的文章。盖王利器受乾嘉学派影响，腹笥五车，长于校勘之道，蒋和森曾对我说过，他有“两千万字富翁”的别号。多数字当归原著吧。“文学古籍刊行社”是1954年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王利器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在这里校注出版了《世说新语》等著作。但王任叔主持“古典文学理论丛书”的编纂宗旨体现在关键词“理论”上，而不是关键词“古籍”。至于“另有一种写（法），就是简单的交代”，信函作者似乎不屑多说，因为，倘学问不到家或者懒，只能如此。

    确切地说，这套丛书名称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丛书”，后更名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读过其中多种，如《文心雕龙注》（按，用的是范文澜的作品，未用王利器的作品）《四溟诗话》《薑斋诗话》《带经堂诗话》《瓯北诗话》《随园诗话》《昭昧詹言》《文章辩体序说》《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等等。《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由该丛书主编之一郭绍虞亲自操刀。

    王任叔在冯雪峰之后接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把手，集社长、总编辑于一身。其实，冯雪峰在任期间，外面有兼职，事情多，出版社的具体工作也是由王任叔主持的。他的裨将许觉民于1990年缅怀巴人，说其担任社长后，“施展了他特有的办事魄力，造成了另一番新气象”。1958年，王任叔主持编制了五年规划的远景计划，煌煌巨册，将古今中外各类文学作品编为丛书、全集、多卷集、多人集等，气势恢宏、洋洋大观。其中这套“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丛书”，至1990年已经出版了三十余种，作为整理中国古代文论、诗论的极有价值的文学遗产，是继承和发展文学理论不可缺少的参照系。21世纪以来，长盛不衰。

    这通信函“作为编辑部统体来看”，“是否还要改进一些”的说法，除了反映出总编辑对丛书体例整齐划一的要求，还牵引出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的日常活动。笔者手头恰巧有1959年“黄肃秋工作手册”，不妨也摘出若干部分：

    5月21日 舒芜今日起审“近代诗选”至五月底完成

    6月22日 上午赴北大访季镇淮教授谈“近代诗选”问题

    6月23日 下午拟明年全年发稿计划，计64种，806万5千字任叔同志下车间

    7月21日 余冠英来谈“汉魏六朝诗选”问题

    7月22日检查王利器书二时半7月27日 看聊斋志异稿件

    7月28日 检查桃花扇重印本7月29日 审元曲选样稿

    上引黄肃秋的“备忘录”，大抵说明了如下事情：第一，20世纪50年代末，主编《中国近代文论选》和校点《饮冰室诗话》的舒芜，以责任编辑的身份用十一天时间审读了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和老师以师生合作集体研究的方式编选的《近代诗选》。因为，舒芜本人就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专家，较为熟悉产生于这段时间的诗歌作品。舒芜审稿完毕后，黄肃秋要带上他的二审意见和舒芜的意见，找《近代诗选》作者之一季镇淮谈洽。《近代诗选》于1963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5级学生谭家健曾发表评论文章“读《近代诗选》”。学生著书是当年北大一景，为他们今后成长为学者，积累了最初的资本。如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皮本《中国文学史》便为显例。该书是适应形势需要而产生的急就章，而《近代诗选》似乎要精打细磨、出版排队了。这部书稿发掘出一批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人和反侵略诗歌，补上了近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环。它还是1949年后第一部近代诗选本，对其后近代诗歌史研究和各种近代诗选本都产生较大影响。王任叔和黄肃秋都曾热情支持这些年轻的作者和新生事物，乐助其功，乐观其成。这是否也是许觉民所云“另一番新气象”的一个侧面？第二，检查王利器的一审稿件和披阅自己责任编辑的作品（也可能是二审承担的审稿任务）。第三，余冠英的《汉魏六朝诗选》是“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较早出版的一种。这套丛书亦为王任叔所策划。余冠英来人民文学出版社谈什么问题，不便妄测，大抵范围不出选目和注释两端。第四，起草下一年的发稿计划，报社长、总编辑审阅，其间王、黄必有交流。关于“任叔同志下车间”语，黄肃秋曾说，巴人十分接地气儿，经常下厂子直接指挥出版印刷工作。

    1960年，姚文元在《读书》发表文章《批判巴人的“人性论”》，自此，王任叔成为文艺界批判修正主义的重点，被迫离开了领导岗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老编辑们都十分怀念他所做筚路蓝缕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