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暗码”

    1995年，汪曾祺在《草巷口》一文中写道：“他用了一个很大的秤约了分量，用一张草纸记下苏州码子。我是从抡元二叔的草纸上才认识苏州码子的。现在大家都用阿拉伯数字，认识苏州码子的已不多了。”如汪曾祺所言，现如今认识“苏州码子”的确乎不多。苏州码子原是一些特殊的记数符号，今人假如完全不懂，不但见了不知它是苏州码子，怕还要当它是天书看。如今距离汪曾祺的少年，过去六七十年，而个体的知识体系也早已更新了行头。

    在新近兴起的日记阅读风潮中，知识的断代现象日益凸显。读日记，自然是影印本为佳，排印本虽经整理，然而错讹不少，且常有“□”字符阻断语句，使人读着不快。起初，我总疑心这是原书有阙，没奈何。后来比对影印本，发现不少“□”符乃是整理者释读不出原稿，索性付之阙如。在读者看来，这却仿佛一个个暗礁。而近现代日记中这“□”字符所指代的就常有“苏州码子”。

    苏州码子是怎样的计数符号？说来话长，早期中国人计数是使用算筹的，及至现存唐代的敦煌卷子《立成算经》，已有模仿算筹摆放形式而创造的计数符号，发展到北宋司马光的《潜虚》，较完整的从1到10的计数符号已经成型，那已是苏州码子的雏形了。南宋秦九韶在《数学九章》中记载了纵横二式的数码，以后迭经发展，到了明代，因为珠算的普及，纵式计数已不必须，而南宋流行的横式计数码也基本定型。程大位（1533-1606）万历间刊刻的《算法统宗》就详细记载各类“暗马”。程大位原是徽州的商人，对数字颇为敏感，中年后家居钻研算学，撰成《算法统宗》17卷，于万历二十年（1592）刊行。这书是古代算学的名著，在整个东亚都很有影响。苏州地区商业发达，运用较多，故又称“苏州码子”。这些且不多说，只说他记载的“暗马”，对我们识读日记中的杂项是很有帮助的。

    《算法统宗》卷一记载着“数附暗马式”（见图1），列了通行的计数符，下头则一一对照暗马。此后是解释性的文字：“右大圈九字配合相生而成法也。大圈之小圈乃暗子马数。惟一二三不拘横直，但位数配合得宜，不乱为式。”接着则是介绍这九歌位数如何组合。《算法统宗》是给识文断字和学习算术的人阅读的，由此可见“暗马”原非学院数学常备的知识，故须一一对照标注。有了这一页，读书人对实际商业活动中的数字信息就不至于茫然，而后来者记账的数目于我们而言也就不难迎刃而解。

    以201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苏州博物馆藏晚清名人日记稿本丛刊》为例，其中收有潘钟瑞（1823-1890）的《香禅日记》。潘氏为潘祖荫族兄，长期沉沦下僚，以游幕、课馆为生。因为生活在基层，所以不能不十分关心治生与个人收支状况，而日记也常常记载。日记正文之外的杂项页，有时也保存另类的清单。譬如光绪十年三月初一日日记天头上的杂记如下（图2），这段文字，对不了解古代记数符号的人来说，恐怕有些困难。兹将其照录如下：

    送脩家人茶仪洋乙元

    又号房及挑夫 钱二百

    犒值场家人茶仪 洋两元

    又厨房 洋乙元

    又茶房及打杂人钱一千

    给君秀管 钱六百

    舟价 五百六十

    粥饭钱 九十

    伙计酒钱 一百五十

    煤炭钱 一百

    运用程大位《算法统宗》里的材料，两相对照，潘氏的账单就一目了然了。“一”是“乙”，“百”则似乎一个绳结，看来是有些潦草，所以苏州码子也被称作“草码”。至于“煤炭”之后的“钱”字，也是晚清及民国常用的代替符号，凡此，都是今人不容易想到的。

    “苏州码子”等一系列数字符号，今天看来早已是僵死的知识，现实的价值不大，学校也无传授的义务，可是一旦遇着古书，需要破译，这时它的用处就显现出来。沿着现行学校体制一路而上的我，第一次接触这些符号时一头雾水。却恰在这时，遇见了南京图书馆的沈燮元先生。一将影印本摊开请教，沈先生便乐呵呵地说，“这是苏州码子。”然后在笔记本上麻溜地将1到10用苏州码子写出来。沈先生说，过去记账等方面是常用这种记数符号，现在消失了，你们年轻人不懂，不足为奇。沈先生是老图书馆员，今年已经94岁高龄，凭借数十年的知识积累，他可以轻松破译那古老的符号密码。无独有偶，当我将《香禅日记》中特殊的苏州码子请教长沙钟叔河先生时，钟先生说，过去的湖南，也常使用这种记数符号。钟老的父亲民国时期曾任湖南大学教授，家中也有佣人。佣人去到肉铺、菜档等地买东西，对方记一本账，这边家里也记一本对账，都用苏州码子记录。不过在长沙，那符号被称为“汉码”。

    整理日记或是民国的文书，苏码之外，还会遇到“龙泉码”，那是明末江西龙泉人（今江西遂川）郭维经（1588-1648）发明的木材称量方法，过去称量木材，常使用“估堆法”及“秤称法”等，然而都不够精确，“龙泉码”借用银两计数方法，计算木材的围径进行计码，称为价码，故基本单位叫做码两。1950年代以后，这种称量方法也逐步废除，现在懂得这一偏门知识的人也不多了。

    苏州码子、龙泉码之类的实用性知识，是文史研究者较少关注的。现今的学问或者说学术性的知识常常排斥此类知识，然而历史上并不总是如此。凡是文化复兴和商业博兴的时代，实用性的知识往往能浮现在学术层面。明末程大位、郭维经等人将那些原本口耳相传的实用知识吸纳，并呈现给主流的学术界，显示出晚明中国社会活跃的知识交流氛围。这其中，印刷术的大规模推广起了很大的作用。彼得·伯克（Peter Burke，1937-？）在《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一书中解释经济学这门学科如何兴起时指出，“商人的知识原来是口耳相传的，但是十六和十七世纪时却以印刷品的形式流传得愈来愈广。”（《知识社会史》，台湾麦田出版公司，2003年，第48页）苏州码子、龙泉码这类计数符号在晚明以降的社会中虽然广泛使用，但在印刷文献中并不多见，今天能看到的也多出现在写本文献中，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这似乎显示这种民间广泛使用的实用性知识尽管为知识阶级所注意到，但与主流的知识系统并不兼容，随着国家政令的干预，在1950年代左右，苏州码子和龙泉码的使用范围逐步减少，而熟练掌握这些知识的人也越来越少。不再被需要的实用知识，重又退出了知识阶级关注的舞台。

    400多年前，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已经批驳依赖于日常世界的经验知识，而认为学问应该寻求一些“尚未经尝试的真正方法”，即“既不要像愚蠢地只凭经验收集资料的蚂蚁，也不要像用其内部体液纺织网儿的烦琐蜘蛛，而要像同时收集和消化的蜜蜂。重要的是由‘感官和细节’开始，而后循一个阶段到达一般的结论。”（《新工具》，1620年）培根对学问目的的解释，很大程度上为今天的学术界所认同并实践。而来自民间的知识，如何为今天的知识阶级吸纳，似乎仍成一个问题。主流的学术的知识系统，常常表现出拒斥民间实用知识的倾向，甚而一言蔽之为“民科”。然而，回到苏州码子这样简单的记数符号的例子上，可以见出如今学术圈的处理方式并非毫无问题。如果不是前代学者有意识地将那类知识稍加记载，如果不是一些长辈仍能凭借经验口述逝去的知识，那么如今大量的稿抄本中的苏州码和龙泉码可能难以有效破译。不能否认的是，民间的知识有其自身的土壤和成长轨迹，很多时候并不以学术圈的精英知识的流动为转移，这时候如何接纳与消化，实际上考验今天知识阶级的本领。全盘吸纳可能消解研究者的学问目的，然而完全排斥则可能导致脱离实际，无法理解民间的社会生态及运行机制，甚而根本与之格格不入。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暗码”存在并演进了一千多年，但正式记载的史料却实属寥寥，这也充分说明历史在“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知识的灰色地带。此类灰色地带，姑且名为知识的“暗码”。

    由前文汪曾祺的记载可见，他学苏州码子，并非来自学校，而是自族叔而来的日常生活经验。而一经汪曾祺的记载，这种日常的知识就固定于书本中，成为学院化的知识，或者在学院知识中留下一些痕迹和线索供后人探寻。这似乎给予人们一些启示，尽可能多地记载日常的实用的知识，使之条理化，是吸纳实用知识的最基础然而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将这种处理材料的眼光放到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的四部知识中，可能会提请人们多多注意“子部”囊括的知识，经部、史部和集部无法归类的诸多材料如笔记等等，其中囊括了无数来自民间的实用知识，这些往往被纳入子部中。

    如今，随着《子海》等大批子部文献陆续出版，子学也隐隐如清代一样有复兴的迹象。然而，有一点似乎是研究者少加留意的，即子学的复兴应当并非仅仅止步于整理旧籍，还应当包括最大限度的知识吸纳，不仅追溯旧日消逝的知识传统，更是最大范围吸纳今日民间的实用性知识。如此，子学才能有更为强大和持久的生命力，而民间的知识系统与学院化的知识系统方才会有更好的交流与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