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让小说走进人民

    作家王朔曾经评价王干是“中国文学奔走相告文学委员会主任”，敏锐，热情，无私，一旦发现好作家、好作品，立即奔走相告。这句话准确生动地概括了他的编辑生涯。

 

    作为编辑和文学评论家，从朦胧诗到网络文学，王干没有错过任何一个文学热点。

 

    他是如何做到的？30多年的编辑、评论生涯，也许并非“坚持”那么简单。中华读书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

 

    让小说走进人民

 

    中华读书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当编辑？80年代您首倡的“新写实小说”，引领了那时文坛的潮流。

 

    王干：最早是1987年，我在高邮文联的一家刊物当编辑，因为参加了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评奖，被《文艺报》留下当编辑。那时候，写实小说正在发生变化。我从很多人的作品中看到了新写实主义的元素，比如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的作品，从作品出发，做了一些理论性的概括，在1989年第六期《北京文学》发表了《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就“新写实”的概念及创作表现，作出全面的论述。当然，新写实小说是作家创作出来，是很多评论家、编辑共同推进的，是合力的结果。我一个人没有这么大的引领能力。

 

    新写实至今还在小说创作产生着影响。我觉得，新写实主义是这四十年来有价值而且至今发生影响的文学流派。当时以为这一波浪潮会很快过去，现在看，新写实主义的写作经过发展和沉淀，已成为写实的葵花宝典。新写实不像先锋小说，它借用了西方的理论资源，底色却是中国的，是中国独特的一个小说形态。我们现在常提怎样讲好中国故事，新写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能够为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旺盛的生命力。

 

    中华读书报：无论在《文艺报》还是在《钟山》，您怎样一直保持着敏锐的文学嗅觉，组织了很多有影响的活动，推出了一批文坛新锐？

 

    王干：新锐都是自己成长起来的，我作为编辑和评论家最多也只是摇旗呐喊。我在《文艺报》待了两年，又回到江苏作协《钟山》杂志。90年代，受大众传媒冲击，文学期刊的影响力减弱，社会比较冷清，我牵头组织了“联网四重奏”，《大家》《山花》《钟山》《作家》同期在头条刊发同一位作家的不同小说，山东《作家报》同期推出相关评论，邱华栋、徐坤、林白、东西、韩东、朱文、李修文等一批青年作家先后亮相，现在他们都已进入文学的盛年。当时吴义勤、张清华等参与评论联奏。联网四重奏起到集束手榴弹的作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1994年，我帮《大家》策划改版，改成16开本的大型刊物，与国际接轨，引领了文学期刊的风尚。后来我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先后编辑出版了王安忆的《长恨歌》、邵丽的首部长篇《我的生活质量》、苏童的《河岸》、毕淑敏的《拯救乳房》等，发行量都在十万册以上，还介入春天文学奖的活动，当时获奖的作家，如戴来、李修文、张悦然、徐则臣等，现在都成了文学的中坚力量。

 

    中华读书报：在《小说选刊》，您也做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推动工作。您有什么主张吗？

 

    王干：我在《小说选刊》一期卷首语写过：我们就是好作品主义。作家的好作品不论什么风格，都要选，在推出新人方面下了功夫。比如这次获鲁迅文学奖的马金莲，就是《小说选刊》重点推荐的，10年选了14篇。马金莲之前就写得很多，发表的也很多，但是没有引起关注。她的《长河》出来那一年，全国所有的选刊只有我们选了，我们选了以后，后来《新华文摘》也选了。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我们今年也补选了。我希望《小说选刊》能够迅速把一些好的作品、好的作家找出来，像星探一样。

 

    在《小说选刊》我工作得更本色了，也更放松了，能够把以往的一些经验，运用到纯文学期刊，让读者的需求跟刊物的品味有机地结合，我在努力尝试做这个工作。近些年《小说选刊》在圈内口碑还是不错的，大家觉得《小说选刊》选稿还是很有眼力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历任同仁努力的结果。选刊跟原创刊物、地方刊物不一样，不能够简单地去标榜一种观点，要兼容并蓄，要讲究，尤其是中国作协的选刊更要具有包容性。我个人写文章可以天马行空，但是选刊不行，要维护读者，保持思想性、艺术性。

 

    我在《小说选刊》做得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系列活动“让小说走进人民”，打通小说和读者的距离，让文学和人民有血肉联系。三年间有二十多次，我带着作者和作品，到边远地区和当地读者交流，强化“人民性”，把文学的种子撒向边远地区，让文学接地气，作家也和人民群众产生联系，而不是躲在书斋里，这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去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十部中短篇获奖作品中，有六篇曾被《小说选刊》选载。

 

    当代文学有时味同嚼蜡

 

    中华读书报：无论在哪里，您都能和作者打成一片。有什么诀窍吗？

 

    王干：和我交往的作家有三个类型：一是汪曾祺、王蒙等师长辈的作家，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二是和同代作家相知相交，共同成长。南京的苏童、叶兆言、韩东、毕飞宇，赵本夫、范小青、黄蓓佳……都是文学发小。迟子建、洪峰、苏童的第一篇文学评论都是我写的。三是青年作家。《小说选刊》这几年做过好几次“青年作家小辑”，对青年作家大力扶持，希望他们尽快成功。但是也有一条：即使选了他们的作品，我也会指出缺点；即使他们的小说获了鲁奖，我也会真诚地告诉他们：获奖的不一定是他们最好的小说。我是真诚待人，严格待文。

 

    中华读书报：和那么多知名作家交往，肯定有不少有趣的故事吧？

 

    王干：苏童的小说《河岸》原名为《离岸记》，我说小说不仅写了河上的事，也写了岸上的事，叫《河岸》更有意味。苏童欣然接受。张者的小说《桃李》，从书名到故事框架，是我帮他修改完成的。他当初有一个中篇小说叫《唱歌》，我认为写出了大学里的众生相，建议他再写一部长篇，这就是后来的《桃李》。赵本夫的《无土时代》，原来题目是《木城的驴子》。还有胡冬林，我到吉林见到他时，曾聊起生态文学，后来我发了他第一部作品《野猪王》。当时他还没有名气。

 

    中华读书报：80年代中期，您曾在《文学评论》上连续发表文章，对朦胧诗进行美学阐释，这一点倒令我特别意外。

 

    王干：我是从朦胧诗开始进入文学评论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的理想是做一个作家、诗人，也写了一些诗。但当我看到朦胧诗时，感到非常震惊。他们把诗歌写到了极致。我觉得不能超越他们，就成了他们的粉丝，北岛、顾城、舒婷、杨炼……我对他们的诗歌产生了兴趣，一首一首地抄下来，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手抄的笔记本。

 

    对朦胧诗的热爱，虽然没有使我成为一个诗人，却在另一个层面上激发了我的自信。很多人都觉得朦胧诗看不懂，我觉得看得懂。那么如何把我读得懂的东西阐述、呈现出来？这就使我产生了一种好奇心、好胜心。我当时并没有现在年轻人修学分、完成学业的压力，纯粹是出于爱好，一种自发的热情和力量。我在《文学评论》发表的第一篇就是诗歌评论，但是我写诗歌评论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转到了小说领域。一方面是由于朦胧诗的没落，另一方面是先锋小说的崛起，从诗歌评论转型做小说研究，现在又转向《红楼梦》研究，我能感受到它们之间内在的相通，这大概也是朦胧诗给我奠定的美学基础。

 

    中华读书报：研究《红楼梦》有何契机，您有何独到的体会？

 

    王干：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一直在文学一线，自嘲是个车间主任，对很多作家和作品都有深度介入。这几年我觉得当代文学已经不能满足我的胃口，就把目光转向了《红楼梦》。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习、接触西方先进的批评理论和方法，完全可以用来解读《红楼梦》，这对我是意外之喜，也是尝试一种打通吧。我觉得曹雪芹能够写《红楼梦》，跟他在南京和北京都生活过有关系。纯粹在南京城或纯粹在北京城都写不出来，必须有南北文化的交融，一种双重的视角，才能写出《红楼梦》独特的味道。

 

    中华读书报：您说“当代文学已经不能满足我的胃口”，为什么？

 

    王干：对于好作品的索求，我总是贪婪的。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学习了很多关于赏析和评论文学作品的方法和理论，但是当代文学作品中却很少有能够使我尽用到这些方法的作品。当代文学作品中，大多是一些看惯了的陈词滥调，创作情节严重模板化，缺乏创造、创新的写作思维，让我感受不到文学作品的新鲜感，看多了反倒如同嚼蜡，不能满足自己内心对文学美的欲望。

 

    而《红楼梦》恰巧是一部能让我久久回味的文学著作，它不仅包含了世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美，且超过了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其中所涉及的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如茶文化、中医文化、戏曲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等，都很值得读者大作研究。

 

    网络文学亟待经典化

 

    中华读书报：可见您不只是对文学的感觉敏锐，对任何新生事物都如此。

 

    王干：网络文学刚开始热门时，我就是盛大文学的评委。唐家三少刚出道时我也关注过，还当过很多网络文学奖的评委，对网络文学充满热情。现在《小说选刊》微信公众号的粉丝，最多达38万。但现在网络文学面对的是新的问题。

 

    中华读书报：您有一个观点。网络文学面临经典化的问题。

 

    王干：中国的四大名著有三部是话本小说，相当于现在的“网络文学”，都有经典化的过程。今天网络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就是需要专家、学者、政府帮助它经典化。学界应介入好的网络文学，使其真正成为经典。《西游记》当时的版本太多，是有位叫李春芳的宰相自己花钱让吴承恩整理出来；金庸的小说当时在《明报》连载，成书也是经过修改。网络文学确实是质量不高，尤其是大量的低级重复、大量的废话，缺少经典文学的简洁凝炼，缺少经典文学的品质。网络的经典化是重要问题，这是编辑的庞大工程。

 

    中华读书报：您对AI（人工智能）写作怎么看？

 

    王干：根据我这些年的编辑和文学培训经验，古今中外作家的创作是有模式可循的，我自己现在已经发现了小说的八种写作模式。AI已经写出了诗歌，据说电视剧已经开始使用AI写作。AI加文学可能成为今后文学的方向。

 

    中华读书报：与人类创作相比呢？

 

    王干：模式化肯定是缺点，文学有规律但又没有规律。人的创作可能是更有灵性、更没有规律性、更有才气的创作。但是，我大胆地预言，将来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小作家，都可以通过AI给自己编小说、编电影、编电视剧。尤其是芯片和人脑连接以后，智能写作会变成现实。AI诗歌创作已经有了，电视剧也会很快到来。

    发小苏童和奇人王蒙

 

    中华读书报：您出版过一本评论集，从老一辈作家高晓声开始，到中年的赵本夫、周梅森、苏童、叶兆言、范小青、朱苏进……再到“晚生代”，江苏知名作家基本“一网打尽”。这其中，您评论苏童的作品最多，为什么？

 

    王干：江苏的文学给予我的养分很多，我也和江苏文学一起成长。苏童是我的文学发小，我最早也是写小说的，我的小说理想被苏童完整地实现了，他写的比我写的还要好，我反过来研究他，也是我文学理想的一种实现。

 

    在1993年的一篇《苏童意象》中，我曾将苏童小说分为三大类型，一是童年视角的、记忆性的乡村叙事类型，一是关于女性生活的红粉系列，还有就是香椿树街的城市生活系列，后来又增加了新历史小说的创作。这种分类未必准确，但基本上能够概括苏童小说的重要特征：好的视角、细腻的心理、城市的变迁、成长的主题、历史的无奈，由此带来的人性的扭曲和伸张。

 

    中华读书报：1988年，您和王蒙进行了10次文学对话。28年后你们又有了第二次对话，是何机缘？

 

    王干：后来看王蒙先生的文章我才知道，最早是因为胡乔木先生的推荐。胡乔木看到我在《读书》上的文章，推荐给王蒙看，看名字以为我是一位老先生，后来见面时发现我竟是年轻人，一见如故，相聊甚欢。正好有出版社向他约稿，就产生了对话的契机。他的工作非常忙，但同时又很渴望交流。那个时候我住在团结湖一个招待所的地下室，他居然找到招待所的电话联系我。去年有出版社要重版此书，提出能不能有新的对话，所以我们在北戴河又展开了一次对话。当年和王蒙先生对话时，我才28岁。时隔28年，我们再次对话，依然那么无缝对接，这部对话录在充实了新的内容后，以《文学这个魔方：王蒙王干对话录》为题再次出版。

 

    中华读书报：您对王蒙有怎样的评价？

 

    王干：他不是一般意义的天才，是奇人。过了四十年，他依然保持了一种反映生活的热情状态。最近在《生死恋》的研讨会上，我讲到，王蒙年轻时候能写出沧桑感，年纪大了能写出热情。《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写得很老道，《生死恋》写得青春焕发，还像18岁的少年那么有热情。他对文学全身心投入，他是共和国文学发展的见证人。

 

    中华读书报：您对汪曾祺的研究也颇有成果。他对您有影响吗？

 

    王干：我受汪曾祺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他平易近人的态度。我向汪曾祺学习生活，向王蒙学习达观，他对人生的态度，一方面不纠缠，一方面对文学不放弃，这对我影响很大。他又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悟透了人生。这两个前辈，一个像火一样，一个像水一样，让我保持热情，同时又懂得淡定。汪先生对我影响很大：逆来顺受，随遇而安。

 

    中华读书报：同为高邮人，您受益很多？

 

    王干：其实我不是高邮人，是高邮邻县的，因为在高邮工作过，又从高邮出道，也就被误作高邮人，我读汪老的作品觉得亲切，很崇拜他。在没有认识他之前，我可能是较真的人，认识他之后，随着时间的改变，不纠结，不纠缠。他给我了成长的养分，我非常感谢他。作家分两种。一种是超越生活的作家，像鲁迅这样的，要超越生活，要抗争，要批判，像匕首一样；还有张承志，他也是要超越生活的。还有一种作家是热爱生活的作家，就是汪曾祺、沈从文这样的。我们长期以来鼓励作家超越生活，要有理想，要有崇高感，要有力量感，但是像汪老这样的作家，可能有些人觉得他写得小，比较软弱，比较冲淡。他自己也说上不了头条，没有太多的思想性。他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读他的作品，会让你在生活的很多细微之处发现美好，这就是他的乐观精神。这是非常宝贵的。

 

    编辑职业度人度己

 

    中华读书报：在编辑工作中，您有怎样的原则？可否总结下您的编辑工作？

 

    王干：我的指导思想就是“好作品主义”，既讲究故事，也讲究艺术。我觉得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能力在于，他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并且用别人想不到的方法表达出来。而我最看重作品的有三点：人性、人情、人道。好的作品肯定是要写人性的，但是只写人性，离伟大还很远。将人性、人情、人道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写出丰满厚重的作品，才能成为伟大的作家。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评价自己的编辑生涯？

 

    王干：好多年前，我曾经很纠结，作嫁衣裳的活做多了，难免有失落感，自己心有不甘。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佛教中有“度人之人”。当编辑，搞文学评论，都是“度人”。最后是度己。三十多年编辑生涯，我觉得很有价值，也很有意义，学习了很多东西，长了见识，也让自己的境界提高了，就是甘于做幕后工作，当铺路石子。

 

    中华读书报：这么多年的编辑生涯您觉得后悔么？

 

    王干：不后悔，编辑工作就是为他人服务的，好编辑就应该有奉献精神，何况在这过程当中也能学到他人的很多优点，从而充实自己。每当看到一个作家的作品是通过自己的手来呈现给人民大众共享，这对于编辑者来说也是很欣慰的，内心会充满了与他人分享好东西的愉悦感。

 

    所以佛家里面讲的度人，我想用在编辑的身上是非常合适的，所谓的“度一切苦厄”，就是要有一种奉献的精神，要有一种无私的精神，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