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与人间的互动

    在读郝春文先生《中古时期社邑研究》一书的同时，我无意间看到一张网友拍摄的寺院横梁照片，横梁系石制，上刻字样如下：

    院前境安宁社炉下弟子张金秋题公元一九八三年立

    这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自中古时期（按郝先生的划分标准，为魏晋至宋初）到公元一九八三年，前后一千多年，“社邑”这类基层社会组织能够历尽波澜而传承下来，必然与其独特的功能性有关，其中佛教的影响不容小觑，前引一九八三年仍然存在的某“院前境安宁社”，就是一个鲜活的样本。

    敦煌学专家郝春文先生以现存碑刻和敦煌写本文献为基础，精心建构了佛教在中古时代与民间社邑之间的关系，为我们了解佛教中国化的微观过程，特别是佛教与中古时期民间社会组织的互动模式，提供了极为新颖的视角。

    众所周知，佛教在其诞生地印度早已式微，反倒在东亚及东南亚仍然保持着相当规模，且与诸方固有文化相结合，衍生出名目繁多的宗派。思想史家对这类跨国界文化交流给予了足够多的重视，唯相对实体化和物质化的“基层架构”融合过程，则少见着墨。但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论述来看，恰恰是这一融合过程，才有可能是支撑佛教薪尽火传的根底所在。

    前人已经指出，佛教传入中国后建立的“丛林制度”，是僧团组织化的一大创造，而寺院经济（如享受免税政策的可租赁土地）则是丛林制度得以维持的基础。佛教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创新点还颇多，典当业（著名的长生库）、互助会社（即社邑）、拍卖和彩票，都很可能滥觞于佛教（杨联陞，StudiesinChineseInstitutionalHistory,1961），这其中互动属性最强的，当属佛教社邑制度。

    诚如郝春文先生所言，无论东晋南北朝时期的邑义，还是唐五代时期的佛社，“既是佛教寺院的社会基础，又是其经济、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佛社的存在对于佛教的广泛传播有着重要影响，“一所寺院所组织的佛社愈多，其经济和社会影响也就愈大”。

    在皇权高度集中的中世纪中国，佛教、道教与皇权之间多边磨合时的边界，并非总是很好把握的，葛兆光先生就曾描述早期道教“一方面要小心翼翼地避开可能成为军事或准军事化的组织方式，并小心翼翼地躲开可能干预世俗管理权的嫌疑”，而佛教以其外来身份，更见猜疑，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之厄”均发生在中古时间段，就是一个明证。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佛教寻求新的发展路径势在必行。与秦汉时期就已经高度发达的“社”相融合，意味着佛教通过世俗化和本土化努力，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若以此为评估标准的话，同时传入中土的西来诸教中，佛教取得的成绩确实独一无二。

    《中古时期社邑研究》一书的特点，还在于以近年来发掘的文献资料，结构成详实的个案，以便读者直观了解佛教与社邑结合的丰富细节。郝春文先生引用北齐天保三年（公元552年）《邑社曹思等石像之碑》，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相对高大上的社邑人员名单，这份名单中，囊括了从正二品征东将军以至平民百姓在内的数十人。不妨推想一下，在官民地位悬殊的中世纪，佛教社邑能够提供一个超越地域、阶层、宗族的新型社交平台，其“进步意义”不言而喻。再联想到二十多年之后，北周兼并北齐，全境推行辟佛政策，这个佛教团体可想而知是保不住了。

    佛教对中国文化，特别是艺术史的一大贡献，就是各种造像活动，佛教社邑于此贡献不浅。遍布大江南北的造像和碑刻中，除了那些帝王将相供养的皇皇巨制，更多的恐怕还来自于社邑成员的涓滴之功。受郝先生启发，我们在风景名胜区欣赏造型各异的佛教艺术品时，如果多分出一些目光，去探视那些刻画在础基角落处的普通人名姓，是不难理解凡俗人士结缘神灵的迫切之心的。

    中国古代，在同一地缘环境下，宗祠作为宗法制内血缘关系的纵向纽带，一度获得官府层面的许可，拥有宗族内部民事裁判权，当然也肩负着一定的救助义务，是为“三纲五常”赋能的基层单位。在官府和宗族之外，地缘性的民间事务，也不能总处于真空状态，需要有信用的社会组织来参与推动，这个时候，以神权为背景的社邑的存在价值就凸显出来了。

    《中古时期社邑研究》将较大篇幅用来揭橥佛教社邑的社会功能性。例如在举行丧葬和其他社会互助活动时，社邑无疑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女性结社。敦煌文献中不乏此类事务的记载，如某年七月一日社司分面粉：“王流子妻将面贰斤，王二婆将面壹秤半”，且注明“是自家秤”，几个妇女从社邑中分得粮食的情形，跃然纸上。可见，社邑以其小型化、灵活化的特点，介入生活之深，是政府和其他力量所难能取代的。今天论者常说的“民间活力”一词，在此体现得一览无余，所谓“有国家而无社会”的断语，或可稍稍框定一下范围，才更加符合历史真相。

    中世纪过去已经一千多年，囿于传统史家著述时的视野框架，想要从帝王将相一元结构的文本中，寻找那些古今一以贯之的民间生活史料，戛戛乎其难哉！幸好我们有了敦煌文书这样的宝库，为观照“人间”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海量资料。郝先生在《中古时期社邑研究》中讲述的“故事”内涵，其实是可以一直延伸到今天的。更多的史学界、社会学界同仁做田野调查时，不妨以此书为先导，看看网络搜索引擎中找不到的小人物，有着怎样卑微的期盼，有着怎样卑微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