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糠之友”：废名与梁遇春

    梁遇春是受到很多人喜爱的散文作家，他英年早逝，留下《春醪集》《泪与笑》这两本集子让后人怀想、惋惜不已。那些文章大多写得活泼天成，既有诗人的感觉力又具学者的书卷气。尤其《春醪集》，才情丰沛，如散文集名一样，浓醉与微醺，都刚好使人“聊发一梦”，品尝或回味青春的滋味。两本集子里，《“春朝”一刻值千金》《谈流浪汉》《人死观》《泪与笑》等篇固然好，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那篇《KISSINGTHEFIRE（吻火）》。梁遇春跟徐志摩并无深交，但这篇精炼的散文，只用了一个小小的断片，就写出了活脱脱的徐志摩。梁遇春对“火”是有些情结的，除了这篇，他还写过《观火》《救火夫》，他写火多是为了追问人生的意义。他想必渴望火一样燃烧的生命，但他终究不是“吻火者”，而是“观火者”。就像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自剖的那样：“顿然发现自己是一个sentimental有余，而passionate不足的人……我喜欢Essay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也是因为我的情感始终在于微温（Lukewarm）的状态里的缘故吧！这样的人老是过着灰色的生活，天天都在‘小人物的忏悔’之中……”温源宁也说梁遇春“柔而不猛，不是他的修养，是他的天性”。梁遇春去世后，废名为他的散文集《泪与笑》写了序，同样让我感慨——世间毕竟有这样的知己。废名的这篇序起首就说：“秋心之死，第一回给我丧友的经验。”又说：“秋心这位朋友，正好比一个春光，绿暗红嫣，什么都在那里拼命，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总是燕语呢喃，翩翩风度，而却又一口气要把世上的话说尽的样子，我就不免于想到辛稼轩的一句词，‘倩谁唤流莺声住，’我说不出所以然来暗地叹息。我爱惜如此人才。”他评梁遇春的散文也很恰当：“秋心的散文是我们新文学当中的六朝文，这是一个自然的生长，我们所欣羡不来学不来的，在他写给朋友的书简里，或者更见他的特色，玲珑多态，繁华足媚，其芜杂亦相当，其深厚也正是六朝文章所特有……”冯至说梁遇春：“从英国的散文学习到如何观察人生，从中国的诗、尤其是从宋人的诗词学习到如何吟味人生，从俄罗斯的小说学习到如何挖掘人生。”（《谈梁遇春》）又说他和梁都欣赏“六朝人物晚唐诗”。如此看来，废名的评论是见其性情的说法。

    废名和梁遇春是多年同窗。1922年，二人都考入北大预科（据梁的同班同学许君远回忆，废名在甲班，梁遇春在乙班），后都进入北大英文系；1929年，废名在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英文系毕业，并受聘成为北大中文系讲师，而梁遇春1930年回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兼任讲师，他们彼时应为同事关系，在那之前他们都经历了原北大解散一事；1930年，废名、冯至主编《骆驼草》（周作人为名义上的负责人），梁遇春也是该刊物的重要撰稿人，这是二人交情的延伸。

    梁遇春去世后，废名除写了《泪与笑·序》一文，在一些别的文章里也提到过挚友。他在《三竿两竿》里写：“秋心写文章写得非常之快，他的辞藻玲珑透澈，纷至沓来，借他自己《又是一年芳草绿》文里形容春草的话，是‘泼地草绿’。”并谦称自己不能如此。《谈用典故》里，废名本是在夸赞庾信的诗，夸着夸着，又想起了梁遇春：“亡友秋心君是白话文学里头的庾信……有一回我同秋心两人在东安市场定做皮鞋，一人一双，那时我住在西山，后来鞋子他替我取来了，写信告诉我，‘鞋子已拿来，专等足下来穿到足上去。’他写文章有趣，他的有趣便在于快。庾信的《枯树赋》有这两句：‘秦则大夫受职，汉则将军坐焉。’我想他的将军坐焉同秋心的足下足上是一样写得好玩的……”“新文学当中的六朝文”“白话文学里头的庾信”，废名从修辞的相似，看到的是梁、庾精神气质上的相通，而不是泛泛夸好友的才华；这跟梁遇春写《KISSINGTHEFIRE（吻火）》是一样的知己之论，都是捕捉到了一微妙的人格象征。

    在梁遇春那边，他提到废名主要是在信里——在梁写给他和废名共同的同窗/朋友石民的几十封信中。他在一封信中提及：“废名近来入世了，他现正办着《骆驼草》，好像很有兴致。”另一封信里提及自己那篇《苦笑》（疑似是写前妻）：“那些文字的代价的确太大了，不谈别的，单提到写时要不给太太看见，然后偷偷地送到废名那里，就已经够苦了。万想不到已届中年的我，还写出那么儿女的东西。”他又有次写信告诉石民：“废名前头嘲笑我‘不甘于没有恋爱事体’。”梁遇春对废名，是亲近到可以坦陈情感隐私的；而废名对梁遇春也毫不见外，拿他的苦恼开玩笑。在另一封信里，梁遇春对石民说：“莫须有先生说过，你‘愁闷时也愁闷得痛快，如鱼得水，不会像走投无路的样子’，糟糠之友说的话真不错。”“糟糠之友”是风趣又深情的称呼，是患难之交的意思，可以看出二人关系的熟稔亲厚。

    其实在单独读二人作品的时候，倒并未特特注意到他们写对方的那些文字。倒是读到周作人的相关文字，引起了我莫大的兴趣，这才回过头找出来上面的“证据”。

    周作人在1932年写给施蛰存的一封信里说：“秋心（梁遇春）病故，亦文坛一损失，废名与之最稔，因此大为颓丧，现又上山休养去，一时或写不出文章也。”1936年，周作人在《〈水浒〉里的杀人》一文中再次提到废名和梁遇春，不过是出现在引文里（引文作者是废名）：“《水浒》所写的是英雄好汉，但中国的绿林同文人士大夫也还是一个传统，故秋心君曾向我发泄其愤怒，他说他最讨厌武松，理由是武松杀丫鬟。此君大约是熟读欧洲中世纪骑士的故事，其愤怒我可以同情也。”挚友的死大概给废名很大打击，以至于变得“颓丧”，连文章都写不出来了。废名也理解挚友的浪漫主义，但“同情”二字又透出一点揶揄。他们面对彼此，并不是面对一个镜中知己，而是有所存异的。

    废名和梁遇春之为“糟糠之友”，除了共同经历过一些或愉快或污糟的人事，肯定有相似处。如他们都是英文系毕业的，创作都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都喜欢六朝人物与唐诗。他们也都喜欢谈论死。梁遇春在《人死观》里冥想“死”的种种意义：“为什么人死观老是不能成立呢？为什么谁一说到死就想起生，由是眼睛注着生噜噜觔觔说一阵词辞，而不抓着死来考究一下呢？”而废名也常常谈论死、表现死：在《竹林的故事》里，三姑娘的爸爸死了，废名连“死”字也不提，而以“土堆”、“纸幡”、鞋上“白布”暗示这一事实，且三姑娘与母亲照旧种菜、过活。“死”显得如此平淡，如此日常而优美。在《死之beauty》里，废名盛赞莎士比亚写古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之死，是“死之beauty”。《中国文章》里说：“中国人生在世，确乎是重实际，少理想，更不喜欢思索那‘死’。”在《桥》里借小林之口议论：“‘死’是人生最好的装饰。”《桥》的“芭茅”一节，将坟场写成了儿童的游乐园。……我在想，废名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大概也会想到亡友的那篇《人死观》吧。

    个性方面，一个猜想是：他们似乎都是不宜于婚姻的青年。梁遇春不必说了，结婚生女后抱怨“困于家室之累”，抱怨穷，还开玩笑说“提防着太太生儿子”，但同兰姆一样，梁认为责任是美德，听起来不免矛盾，而矛盾使人痛苦；废名呢，据周作人回忆，一度把妻女从故乡接出来，生活得好好的，有一天“不知怎的忽然又将夫人和子女打发回去，自己一个人住在雍和宫的喇嘛庙里……”想想也是颇为古怪。

    这二人内心深处也似乎都有“极端”一面。比如梁遇春说波德莱尔诗歌味道不够浓，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浓，“我觉得文学里若使淡，那么就得淡极了，近乎拈花微笑的境界，若使浓，就得浓得使人通不了气。”废名的作品可谓“淡极了”，但像周作人在《怀废名》一文中描述的：“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废名的“淡”与“浓”，梁遇春大概也能够欣赏吧。

    他们交谊深厚，但文艺观、人生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仍是在给石民的信中，梁遇春写道：“雁君昨日想复兴《骆驼草》，要弟担任些职务，弟固辞，莫须有先生颇为怫然。”究其原因，废名大概更入世一点，而梁遇春所着意的方面或许不太一样。冯至由梁遇春的《救火夫》一文推想说：“从他散文里的迹象看来，他也许后来摒弃了旁观者的态度，实现他那‘救火夫’的宏愿，成为革命者。他在大学里工作，勤勤恳恳，最后也许成为一门学问的“天生仇敌”大学教授；他也许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评论家……”但我总觉得，以梁遇春天生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他即便活着，大概也不会怎样入世……其实清淡以文的，反而有强烈的用世之心；率真其文的，却往往固守守着理性的疆土，世事往往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