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书店，民国出版人才“青训营”

    不同寻常的练习生

    在民国的上海出版界，开明书店的练习生培养好似出版人才的“青训营”，经历过的人都很有底气地说“鄙人是开明练习生出身”。

    其实，民国各大出版社有练习生制度由来已久。出版家、社会活动家胡愈之（本名胡学愚）18岁进入商务印书馆理化部做练习生，他利用6小时工作之余，每天钻进商务编译所的图书馆涵芬楼读书，最后自学成才。其他像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出版机构，都曾招考过和培养过练习生。只是，一般大书局对于这些文化程度不高、家庭环境贫寒的“练习生”更多还是视同为传统手工业时代的“学徒”，能否学艺出师都靠个人造化。至于对练习生进行有计划、有意识的训练、补习文化、轮岗实践、职业规划等培养机制，还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开明书店运作得最为规范。

    装帧设计艺术家的莫志恒回忆，1931年7、8月间，开明书店在上海《申报》登出广告招考练习生。那时他只有24岁，蛰居在浙东乡下，有一天进城去图书馆偶尔看到这条广告，就立即回家把履历表填好寄出。不久，他赶往上海应考，记得报考的有四五十人。监考人是开明书店的名编辑之一、科普作家顾均正。语文测试题多半是开明书店的杂志《中学生》上的，他因为长期订阅，所以答得很顺利。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老编辑、科普作家陈天昌则是1950年应考开明实习员（高中水平的练习生）的，当他一个人走进口试考场，只见坐了一圈经理、协理、襄理和编辑部负责人等，总共十多位。提问的主考官是历史学家周予同，他那时候是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兼开明书店的襄理（副经理）。

    从以上几例，可以看出开明书店招考练习生公开登报，向全国广而告之，根据履历表（简历）筛选出一部分人，在笔试一轮选出面试的，主持面试把关的都是社内级别很高的学者。陈天昌说，他那一批报考的有几百人，后来只录取了5个人。

    到最基础的岗位磨砺

    练习生进入开明之后，一般都会从最基本的岗位做起。莫志恒被开明创始人章锡琛挑选进入出版部，学习管图版，就是把当年印刷用的纸型打成之后，书版上拆下来的铜锌版编上号码，打份印样贴起来做出索引。这份工作枯燥又要十分细心，很磨练年轻人的性子。陈天昌入社后，前两个月是在四马路的书店门市部做实习店员，和读者打交道、整理书架、上架新书等。之后，他被调去发行所做邮购工作，每天上午拆信、查卡、记账、复信，下午配书、打包、邮寄。又干了七个月，他被调去书店的总管理处生产部（相当于总编室），给生产部主任顾均正做助手，做些事务性的秘书工作。不久，他被调入科技编辑室，一边做校对，一边帮助编辑们做些查对和修订重版书的工作。经过这一年多的岗位流传，他对书店的整个流程基本了然于心。

    至今健在的开明老人欧阳文彬女士，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入开明也是二十刚出头，因为战乱失学，文化程度不高。负责带她的是学者型出版家徐调孚。徐先生把她安排到推广科，也就是广告科。徐调孚说了一句“广告也是学问”，她不以为然。她的第一项工作是给新书写内容介绍，徐调孚要求她用简明的文字概括全书内容和特色，而且要实事求是。开始她认为书籍广告是为了拉生意，多说好话无可厚非，不想调孚先生一见套话就打回票。他说，书籍不是一般的商品，广告应该帮助读者了解书的内容，套话对读者毫无帮助。随后，给她一些自己设计的广告词，让她揣摩，不断试笔。就这样，欧阳文彬在推广科磨练了将近一年。

    由此看来，开明对于练习生最初入职，安排的尽管都是最基础的岗位，却有深意，让新人尽快熟悉书业流程，磨练性格，灌输书店“开明风”的文化。同时，安排有经验的前辈、学者进行辅导。在此过程中，书店也会考察练习生的人品性情、才具禀赋，逐步明确培养方向。有的练习生灵活圆通、办事妥帖周密，适合培养为书店行政管理人才，如三四十年代全国不少开明分店的经理都是从练习生培养、提拔上来的。还有的练习生则培养为不同方向的编辑人才，如章锡琛发现莫志恒有一定的绘画天赋和基础，就教他设计书籍封面插图，提拔他为美术设计员，不断地给他装帧设计的实践机会。当后来开明的金牌设计师钱君匋离职、丰子恺患眼疾，章锡琛和店方大胆启用年轻的莫志恒，成为主力装帧设计师。而像欧阳文彬、陈天昌这样有一定文字潜力的青年，书店则会把他们培养成为编校方面的专门人才。

    悉心培养“子弟兵”

    练习生进入编校培养周期，就会领略老开明的一个工作机制“编校合一”。开明书店没有设专门的校对科，校对人员都是分散到各个编辑室，与编辑在一起工作，二三十人都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办公。开明实行编校合一，编辑和校对既有严格分工，即编辑对书稿的内容和质量负全责，校对对原稿负责，同时也有交叉合作。编辑要分看一部分校样、掌握校对技能，在校对力量不够、校样积压的时候，编辑也能“顶”上去干，缩短每一个校次的时日，保证出版时间。而一些资深的校对人员也会分到一些书稿，提出初审意见。双方遇到一些疑难问题，可以就近切磋、商量，大大节省了工作过程中来回周转的时间。“编校合一”的这种机制，对于年轻人成长很有好处。练习生一般都是从校对干起，可能他的邻桌就是夏丏尊、叶圣陶、章锡琛、顾均正这样学问深厚的“老先生”，随时可以请教。他们在校对之余，也会做一些助理编辑的工作，熟悉编辑业务。当他们逐渐参与一定的审稿、编稿工作，同时加强文化基础进修后，有的就会陆续转到编辑岗位上去。如叶至善、周振甫、欧阳文彬、陈天昌等后来赫赫有名的编辑，都是从开明的校对练习生干起的。

    为了系统提高练习生的文化程度，开明还利用店内教育学者众多的优势，为他们开设补习夜校。开明三十年代初的练习生金云江回忆说，“由于章锡琛等先生的艰苦创业，也给我们许多穷孩子提供了一个就业的机会。当有人介绍我到开明书店当练习生，白天工作，晚上还组织补习班，我就表示很愿意。”补习班既学习语文、数学，还学习英语，课本用的就是开明版林语堂编著的《开明英文读本》。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这批一边工作一边补习的开明练习生已经有三十人之多，一批小青年在书店里受到关心、爱护和培养，被人称之为开明的“子弟兵”。

    开明的学者先生还会从各自不同角度对练习生的处事和为学之道给予指导，文史专家傅彬然曾给练习生赠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王安石的话，鼓励年轻人要追求真理、勇往直前、不惧权威。章锡琛看了这句赠言，写了另外一句“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句话来自《论语》。他认为对于年轻的练习生来说，思想都没有成熟，还在学习阶段，要学会接受自然规律，这是“畏天命”；要听从导师的教导，这是“畏大人”，要听从真理，这是“畏圣人之言”。虽然傅和章二人的教诲看起来矛盾，细细品味，却又符合教育的辨证思维。叶圣陶则勉励练习生要心系国家安危，要有民族气节和正义感。他在1936年还发表一篇短篇小说《一个练习生》，截取了一位书店练习生在“一二·九”运动期间参加上海市民反帝大游行的片段。人物原型和生活场景，应该主要取材于开明的练习生群体。

    以办校态度做书店

    开明书店的练习生培养体制与其经营之道和价值理念完全一致。开明书店独立存在的27年（1926-1953），一直是一个中小型出版机构，服务对象就瞄准青少年群体。开明版的中小学教材，《中学生》《开明少年》等杂志，在民国出版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以夏丏尊、章锡琛、叶圣陶等为核心的开明学者群，一直是以办学校的态度来做出版的，针对当时青少年普遍失学、彷徨无助的现状，他们提出口号：“让他们来做开明的学生——书店的主要读者吧！”对于普通青年读者如此，对于身边的年轻练习生则更是关爱有加。

    开明的这些著名学者大都没有什么显赫学历，很少有人上过大学，几乎都是自学成才。他们走过一段曲折摸索的求学求知路，也大都做过中小学教师，所以他们懂得教育，也深深知道贫寒子弟求学不易、生存不易。开明学者们的成才观和教育观高度一致，他们认为学校并非是接受教育的唯一场所，一个人成才与否也并不看他是否考上了大学。叶圣陶的两个儿子叶至善、叶至诚，王伯祥的几个女儿王清华、王汉华，章锡琛的儿子章士敭等人都是中等文化程度，很年轻就进入开明书店做练习生，在这所特殊的“学校”里边工作、边学习、边成长。无论对于自己的亲属子弟，还是对于招考录用的年轻人，开明书店的前辈们都是一视同仁的爱护，传帮带，教做事、教做人，传承“朴实而无华，求进勿欲锐。但愿文教敷，遑顾心力瘁”的开明风气。

    1949年之后，开明书店“公私合营”迁往北京，并于1953年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有人统计过，在新中国出版事业刚刚起步阶段，开明书店在编辑、印制和发行领域都贡献了为数众多的人才，这不仅仅指那些早已成名的开明学者，也包括开明自己培养起来的一大批中青年骨干，他们都曾受益于开明的练习生培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