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写“余”，闲心求“道”

    贾平凹有广大的读者群，比较起来，喜欢他的散文者恐怕比小说者更多，尤其是他的早期散文。这也可能是《自在独行》这本散文集畅销一时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大家为何喜欢，各有其理由和道理。在我，要点主要在两个字：一是“余”，二是“道”。

    与那些宏大叙事不同，贾平凹散文多是边缘叙事，是小叙事或微叙事，甚至是“零余者”。换句话说是“人弃我取”的“多余者”。写人就写底层人生，这包括困顿的父母、一无所能的“我”之少年、闲人、长舌男、病人；写事就写闲事，像吃烟、请客、奉承、打扮、孩子、敲门；写物就写弃物，如残缺的佛像、落叶、丑石、晚雨、荒野地，等等。这些像“针头线脑”一样的人、事、物，在一般人看来，也许不以为然，甚至简单视为“上不了台面”也未可知！但事实上，“零余者”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积极倡导的现实主义写作，一草一木、一花一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乐于和精于表达的内容，这在郁达夫和白居易的作品中都有表现。只是贾平凹更强调了“微末之余”的重要性，并表现出极度的偏爱。

    对于“贵重”的人与事、物，人人都有天然的崇尚。但在贾平凹的散文中，这往往成为他嘲笑的对象；相反，对于底层、民间中的轻贱者，他却情有独钟。《纺车声声》是写母亲的，那是一个怎样卑微的母亲，她唯一的主心骨——“我”的父亲被抓，家中只剩下身子单薄的母亲带领着如稚嫩的弱草一样的“我”，以及更弱小的弟弟妺妺，而且又处于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年月。于是，一家人进入了一个在生死线上拼搏的拉力赛，稍有不幸就会扯断人生的希望。作者没有精雕细镂出母亲的面容，只用几个细节即将母亲的坚忍、勤劳、忠贞、善良以及富有远见写活了。其情也真，其言也切，读之令人心碎。作者这样写母亲：“我瞧着母亲一天一天头发灰白起来，心里很疼，每天放学回来，就帮她干些活：她让我双手扩起线股，她拉着线头缠团儿。一看见她那凸起的颧骨，就觉得那线是从她身上抽出来的，才抽得她这般的瘦，尤其不忍看那跳动的线团儿，那似乎是一颗碎了的母亲的心在颤抖啊！”没有深情与细致的观察，是决写不出这样的文字的。后来，父亲归来并被平了反，恢复了职务，还补发了二千元钱。作者借父亲的信写道：“你母亲要求我将一千元交了党费，另一千元买了一担粮食，给救济过咱家的街坊四邻每家十元，剩下的五百元。全借给生产队买了一台粉碎机。她身体似乎比以前还好，只是眼睛渐渐不济了，但每天每晚还要织布、纺线……”这是基于亲情之上所包蕴的博大的仁慈，一种恐怕只有母亲——尤其是中国普通母亲才能拥有的伟大品质。

    “余事”和“余物”在贾平凹笔下更是款款有情，浸透甚深。与许多人的美学趣味不同，贾平凹更喜欢从那些被人忽略甚至鄙视的事物中受益，并与之建立起深厚的情谊，像破烂的瓶瓶罐罐、令人不以为然的丑石、各式的动物标本与制品、只剩下一条腿和一只手的莲花残佛、无甚特色的秃山秃岭，一只被遗弃和踢飞的贝壳。不过，在这些人们的“弃物”中，不仅为贾平凹喜爱，有的直接成为他的收藏。如那个残佛被作者拿回家，怀着内心的虔诚，一样地供奉着。还有《狐石》，作者这样写他的陶醉与发现：“我捧在手心，站在窗前的阳光下，一遍一遍地看它。它确实太小了，只有指头蛋大。整个形状为长方形，是灰泥石的那种，光滑洁净，而在一面的右下角，跪卧了那只狐的。狐仍是红狐，瘦而修长，有小小的头，有耳，有尖嘴，有侧面可见的一只略显黄的眼睛，表情在倾听什么，又似乎同时警惕了某一处的动静，或者是长跑后的莫名其妙的沉思。细而结实的两条前肢，一条撑地，使身子坐而不坠，弹跃欲起，一条提在胸前，腰身直竖了是个倒三角，在三角尖际几乎细到若离若断了，却优美地伏出一个丰腴的臀来，臀下有屈跪的两条后肢，一条蓬蓬勃勃的毛尾软软地从后向前卷出一个弧形。整个狐，鸡血般的红，几乎要跳石而出。我去宝石店里托人在石的左上角凿一小眼儿，用细绳系在脖颈上。这狐就日夜与我同在了。”在此之所以将这段文字细录下来，主要是显示作者对一块在别人看来毫无意义的小石头的挚爱，以及他的细致玩味、欣赏与发现之乐。这是一个只有会玩、爱玩、乐美的人才能体会到的情致。

    时下，无情者多，薄情寡义者多，有情有义尤其是有深情者少，而无情特别是无深情者很难创造出好的文学。贾平凹散文对人特别是普通人，对事物尤其是被遗弃者，能充满深情与喜悦，这是其作品能打动人心之处。当人与人之间不好玩了，就要多去与事与物玩耍，学会自己跟自己玩。其实，有时一个人就是一件器物，一件被人忽略的器皿，是大自然的弃物。如此体味世事和世道人心，就会与“零余者”会通，并与其真正成为知音，达到情感与心灵的共鸣。

    以“闲心”写闲文，这是贾平凹散文的另一特点。这与那些整天处于浮躁状态的写作者大为不同。富贵心强、功利心重、冒进急迫者，往往都难得其“闲”，也少有“静”心，那就离智慧和文学越来越远。林语堂说，文学是闲适的产物，当一个人身有余力而又得闲时，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闲适”方能生出平淡和超然，才能深得天地人生的况味。贾平凹能“忙人之所闲”，更能“闲人之所忙”，于是追求平淡宁静的幽境，体味天地自然人生的智慧，尤其注意“天地之道”的追问。《丑石》发现“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看山》能从混沌普通的山中理解神奇，从天地自然中看出无穷的神秘，还“竟几次不知了这山中的石头就是我呢，还是我就是这山中的一块石头？”这是“看山就不只看山”，而是一种悟道，是体味“我”与“石头”达到物我两忘、知音共鸣的一种境界。《关于树》中有这样的话：“被人爱是树的企望，爱人更是树的幸福，爱欲的博大精深，竟使她归于了无言乃大愚，沉静而寂寞。”这里不只是人之道，也是树之道，是天地大道。

    当然，贾平凹散文也有不足，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过闲的散文容易缺乏时代感，尤其忽略对于社会转型期重大问题的关注，使作家滞后于时代，更难成为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他曾在《当下的汉语文学写作》中表示：“当下的农村现实，它已经不是肯定和否定、保守和激进的问题，写什么都难，都不对，因此在我后来的写作中，我就在这两难之间写那种说不出的也说不清的一种病。”这样的看法也正说明作者在时代转型面前的困惑与犹豫。没有超前意识和对于时代的敏感，就很难超越这个复杂多变、日新月异的时代。在这方面，我们的散文及其文学整体而言是相当滞后的。第二，以“闲心”问“道”，在贾平凹还有较大的延展空间。目前他的悟道，有不少地方自觉意识还不够，有的还有些牵强。如说人有前世、可再生的说法，在贾平凹散文中很有意思，但没有进一步深入下去。

    当人们都追新求异、紧跟时代发展时，贾平凹散文注重底层与民间，尤其是微小事物甚至“弃物”的描写，并以闲心投入深情炽爱，这就使他的散文很有特色，与众不同，并从中悟道。中国新文学作家往往更强调“人的文学”，但却忽略了天地自然包括一草一木的精微，尤其失去了神秘感和天地大道。在这方面，贾平凹散文有所突破和创新。但一个更有价值的作家是可以兼及两极：在以闲心求道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精进有成；同时，也成为时代和人类的预言者。在这方面，我以为贾平凹先生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