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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得承认，这是一个危机四伏、充满挑战的场域，随时随地可能触雷，被反驳，被否定，甚至被批判；然而，你又不得不承认，恰恰因为没有伪装、没有阿瘐、没有互相吹捧，才使纯粹的思想交流和碰撞得以最大的可能性实现。
房伟说，自己有“网络小说经典化”的论文，曹寇马上问：“什么是网络小说经典化？”
霍香结说：“我们得到的回报是什么，苦哈哈写这些是为了什么？”康赫立即反驳：“我没有觉得苦哈哈，不要‘我们’。我可能需要回报，也可能不需要。”
这里是“新小说在2019”论坛。
何平：文体实验远未结束
这个论坛很容易让人联想到34年前吴亮、程德培等人组织的“新小说在1985”，还有韩少功、徐星、何立伟、刘索拉、莫言、马原、张承志、贾平凹、王安忆等主将。
今天聚集在“新小说”旗下的一波作家，他们的作品集中了中国文坛当下最新的文体探索和表现形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新小说”发起人何平说，这个论坛集中了各种新实验文本——如通过东芝SD卡发行全球首部电子小说《五卷书》的贾勤（后出版《虎变：辞典的准备》），又如将微博和创作视为左右手的康赫（著有长篇小说《人类学》、编剧作品《堂吉诃德》、影像写作《纠缠不清的两个人》）——因此从文学史的角度，“新”的提出有其合理性，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也称为中国“新”文学史。
他说，文体实验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新世纪这二十年文体实验依然持续进行着，不再是宣言性、思潮性和群体性的，而是个体的、差异性的，像上面这些文本从各个方面拓展汉语小说的疆域。表面上看，他们有着各自的“秘密知识”，但如何处理知识和时代现实、个人境遇的关系，并在小说文体上兑现，其实有着各自的路径和丰饶的差异。“在今天中国文学过于依赖个人小情绪、小直觉推动小说逻辑，而且小说成为故事会的背景下，我愿意把他们这种以秘密知识为跳板进入当代生活的文体实验，作为他们小说之‘新’的边界之一，以区别于普遍的写作，进而对当下中国文学矫正和纠偏，重新想象有难度的、有精微秩序结构的小说。”何平说，他们各自的小说都处于未完成、生长的状态，在完成各自的个人文学史的同时，应该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的重要资源和成果。
“当然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比如这些文本有‘丛残小语’，但也有《人类学》《灵的编年史》《虎变》《愣严变》《山魈考残编》等文本建制背后隐匿庞大的个人知识体系、经验系统、幻想玄想和世界观的宏大小说，这对汉语文学批评提出有力的挑战；比如当小说不只是文体意义上的‘小说’，而是更宽泛的‘写作’——他们有的也不认为他们写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如何在更开放的文学观上认识新小说；比如网络时代资本定义的网络文学之外的写作；再比如陈志炜这样的年轻作者对青年亚文化的汲取等，都有待深入讨论。”
何平认为，“‘新小说在1985’一定意义上是向世界文学大师致敬的写作。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从上个世纪80年代持续到90年代的先锋文体实验，是世界文学，包括世界现代主义文学的‘同人小说’，它是中国文学的改革开放必然需要经历的。事实上，1985新小说有力地推动了汉语小说的技术升级和技术普及，后起的写作者无论是文学立场和文学技术从此获益甚多。”
康赫：微博和写作是左右手
“每个时代都觉得自己新。可新是从哪里来的？在什么意义上是新的？新给人们带来什么？任何创作都是对我们的现实反应的表达，就是对反应的反应。基于新的社会变革和运动才能产生新的语言。否则为新而新，从自己脑子里跳出来个东西就说它是新的，那肯定没有根基，也会失去和时代的关联。”康赫认为，一个人如果足够敏感，他对现实的表达就一定是新的，自然会写出“新小说”来。
康赫有时候会排斥新的东西，比如他不用微信，反感那些打哈哈的点赞；但是他常刷微博，新的想法以及对现实关系的反应总会通过微博及时呈现出来，这种表达让他感到快乐。所以他给别人一种错觉，就连妻子都会奇怪：看你整天泡在网上，怎么一本书写完了？
“我经常会一边写作一边写微博，在两种节奏里得到写作的快感。如果总是闷头写作可能会写偏，微博写作有一种对现实的观照，能让我把事情看得更清晰。”康赫说，他的粉丝不算太多，但有很多交流。他甚至认真统计了豆瓣上全部读完他的《人类学》的读者——共95个。《人类学》6千册去年已卖完，康赫说一些普通读者的简短评论经常能打动他。不过，它现在也引起了一些文学教授们的关注。
90年代初，康赫来到北京，陆续地在《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作品，逐渐有了一些影响，他却觉得不能这么走下去。
“我会跟别的作家一样，慢慢被评论家们关注，赞赏，进入文学圈，然后越来越有名气，进入中国作协，获个小奖、再获个大奖，这就完了，这不是我要的。”这种可预见的未来让康赫觉得可怕。他告诉自己必须从过去的写作模式里摆脱出来。
于是，他决定另起炉灶，从头开始。90年代中期那些署名康赫的“怪里怪气”的小说，就是康赫急于摆脱当时状态的真实反映。他扔掉了自己之前的名字，也扔掉了自己之前的创作，开始摸索新的写作。他有自己的收获，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没有一个杂志愿意发表我的作品。”康赫说。所有刊物都说：你的东西是乱写的。康赫便知道，自己真的是和他们没关系了。沮丧，同时感觉欣喜。
“这是一个现实反应，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与我的写作相关的现实，我的现实。它在教育我，让我慢慢从纯粹个人狂想的写作中解脱出来。”康赫认为这是好的起点。他需要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我终于可以离开作家群体，没人对你评头论足，不用听他们糟糕迂腐的表达。”
和康赫在一起的朋友，有画家、导演、戏剧家，没有人写小说。他们有才华，目光敏锐，富于批判精神，整天骂骂咧咧，康赫从中感受到最珍贵的对彼此创作的审视与激荡。
“现在很少有这种激荡了。表面上通过网络有很多交流，有意义的却不多。现在有才华的人很多，可每个人好像都在孤岛。”康赫说。他的作品没有推荐语，他也从不请人写序。“我和他们走的不是同一条路，没有人可以给我写序。”
朱琺：网络新世界
“时代环境、文学技法、主题文学资源都在发生变化，即使在争论‘我’和‘我们’，也很难提炼出共同之处。”朱琺说。处理文本的方式各有差异，很有可能，同一位作者在写作不同文本时，也会呈现出异质性。
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朱琺就参加了2001年的“联网四重奏”，即《钟山》《大家》《山花》《作家》四家刊物同时刊发一位文学新人的不同作品，是当时较为引人注目的年轻作家之一。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朱琺锐意想做学者，于是停滞了写作。然而教职稳定之后，他又发现，学术的各种体制与自己的理想仍有很大区别。
“我的理想，宽泛地讲，是自由表达自己与众不同的想法。我的导师说过，别人能做的事情不必由我来做，我应该做只有我才能做的事情。”这位文献学博士的脑中经常会蹦出一些奇怪的想法，这些想法未必能为学术体系规纳，以虚构为主要手段的小说于是成为朱琺的表达方式。
这些小说可能无法一概而论，而跟具体的灵感有关。譬如：当年在接受大学教育时，朱琺曾被要求背诵《诗经》的三分之一，共105首。既然能背105首，朱琺就想，为什么不能背完305首？事实上因为学业繁忙，300首《诗经》始终没有背下来，但朱琺接着想，能否在这300首《诗经》之间找到一个线，把《诗经》串成一个具有系统性的叙事文本？这个想法，在十年后落到实处时，变成了另一种样式：他正在把《诗经》翻译成现代诗。
“我想通过汉译汉恢复《诗经》作为诗歌的尊严。”朱琺说，他对民俗学、文字学、古代博物学以及神话、小说和诗歌史有广泛的学术兴趣，而最初的写作，则是在90年代末，差不多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开始上网写作。网络给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改变了朱琺求知、交流的方式，也包括写作方式。
“我乐于投身其中。使用MSN，从90年代末开始到2009年，参与文化先锋、世纪沙龙、天涯闲闲书话、网上读书园地、豆瓣等bbs及网站。”朱琺说，很多小说写作者早就已经在网络上相互串联了。十年前，他还在豆瓣上建立过一个Oulipo的小组（https://www.douban.com/group/OuLi⁃Po/），Oulipo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法国的一个跨界写作的文学团体，成员包括雷蒙·格诺、乔治·佩雷克，还有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等，这些小说家成为中国一些“新小说”写作者的前辈。
朱琺认为，一般所说的网络小说，其实只是被资本裹挟的、类型化的、“一种”网络小说。换言之它不是网络小说的全部，甚至它背离了在网络兴起的时候，大家所期待的网络小说。而“新小说”恰恰暗合了读者对网络小说的期待。
“我个人所理解的新小说是在小说写作和阅读经验上不同于既有的那种写作，在技法、领域、观念上有大幅新的尝试、不可预计其成败得失的一些可能性。这种新小说之”新“，是拋却过去，而面对未来的。
网络对他的创作之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书写方式。“我曾经阐述过电脑书写和手写之间的差异。比如说有一只手和两只手之间的不同，在键盘上的舞蹈和偏执一端（通常会右，也不乏左）的书写。又比如说，电脑和网络书写。这对个性的保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个写作者独特的手泽——笔迹被隐藏起来了。更多的人，会被拼音输入法所裹挟，尤其是那些优先的词、流行的词。”但这方面，对朱琺的影响并不很大。因为他拒绝使用输入联想词语输入，不用音码输入法。而用一种类似五笔的形码输入法，叫仓颉输入法。
“如果暂时搁置‘知识写作’一词背后的褒贬问题，就讨论其知识来源的话，会发现当下“新小说”写作者的知识无疑是受惠于网络的，”朱琺说，根据他的理解，新世纪以来的知识写作依托于Google、维基百科这样的网络上的藤蔓与根系。”他进一步说，网络小说（类型文学）与“严肃文学”“纯文学”彼此分层，各有读者。所谓新小说，也可能会介入这样的一种复杂化的文学生态。套用《道德经》中的话说，各种小说“鸡犬之声相闻，彼此未必往来”；吸引不同的读者，可能是新小说的未来局面。
贾勤：电子书发布的先行者
贾勤早在2007年就通过东芝SD卡发行了电子小说《五卷书》。
“可能我们当时已经受到了来自于西方的一些电子化的冲击。我们的电子设备在这20年来处在不断的更新当中，那么这到底有没有改变书写方式，这可能是我当时思考的一个问题。电子化发行的规模和传统的纸质发行在数量级上也不可同日而语。”贾勤记得，当时SD卡的《五卷书》发行量是20万份，但因为全民的电子化阅读还没有开始，所以引起的关注度并不高，但是他觉得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新”是经过一个漫长的顿渐交锋的过程，正所谓意匠经营惨淡中，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贾勤说，所以事实上“新”并不是一个追求的结果，而是一个呈现的过程。
他相信，任何一个写作者的雄心都是希望他的作品能够包罗万象，历久弥新。而毫无疑问，辞典作为一种写作形式来讲，是可以抵达这个初衷的。而且辞典式写作可以使自己的写作处在一个不断的修订状态中。
贾勤的《虎变：辞典的准备》从A到Z，罗列万千，每一个词条的解释又内含作家的选择、判断，揭示出词语交互发明的真相，出版后引起文坛的关注。
“我让自己的写作简洁、精炼，甚至具有某种实用性。所以它的编码方式就自然趋向于辞典式的，能够索引。这样的写作，恰似一张作为日常的精神地图。”贾勤说。他梦想着万物通过辞典建立联系，心灵的秩序由此诞生。
姚伟：老方式，新困境
年轻的作家姚伟刚刚出版的幻想小说《楞严变》是一部佛教和禅宗寓言，他尝试使用《一千零一夜》的古老叙事方式，来面对今天中国人的精神困境。
“我所遇到的困难主要是语言上的。《一千零一夜》的语言是翻译体，朴实无华，不能完全照搬。我试图加入一些中国古典小说的语言方式，但发现这种语言方式背后，其实是中国古代发达的民间文化，这种民间文化背后，又是儒释道的身影。但今天的民间文化，差不多已经彻底死亡，没有民间文化支撑的市井叙事是不可能的，这就导致我向中国古典小说借用语言难以实现。”姚伟的叙事风格最后成了一种东西杂糅：一部分是朴实的《一千零一夜》语体，另一部分是古白话的变体。这也是他所体会到的缺憾。
而他的第一部长篇《尼禄王》却写得酣畅淋漓。“因为十年以前，我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完全是西化的，叙事语言也得益于翻译小说的滋养，两者可谓门当户对，相得益彰。”姚伟说，到了第二部小说《楞严变》，他的思想观念已经完全更新，精神营养主要来自儒释道三家。尤其是禅宗对他影响深远，让他的精神天翻地覆，写作质地也随之发生了根本转变。
姚伟所理解的“新”，首先是一种精神的革新。“新”的观念，来自于中国传统。儒家《大学》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强调的是澡雪精神，扫除内境外尘，让心摆脱一切妄想幻境的干扰，回归清净自由的本然状态，才能发挥其最大功用。而所有刻意的东西都会走向造作，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形式上的。
“我没有刻意追求与众不同，是我的精神资源，使我的写作面貌与时下流行的刊物趣味和主流趣味呈现出巨大差异。我至今出版的两部长篇，一本是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挖掘和追溯（《尼禄王》），期待在古典视角的映照下，对今天的社会和精神危机能做成更准确的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可能的出路。”而他的第二本长篇，是向佛教和禅宗的传统寻求价值资源，通过探寻因果律和人的轮回，来回击今天的虚无主义。
“我自认为从价值立场和叙事方式上都很传统，但我的出发点和写作方式区别于流行作家，才被划归到先锋派或异质性写作的阵营。今天的流行作家，过度沉浸于这个时代，因长久凝视深渊，最后被深渊吞噬，失去判断力和逃脱能力，自身也成了深渊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我所采用的，是一种古今之争的视角，这是我所受到的自我教育，以及师友的教育所决定的。”因此，姚伟认为，思想观念的新，或文学手法的新，都是相对而言的，就其本质而言，阳光之下并无新事。
霍香结：写作者与阅读史
步入21世纪后的近20年，小说在文体、语言、形式感、题材、审美取向等又有了新的面貌。霍香结表示，有以意逆志的“新”，也有水到渠成的“新”。写作者必然携带阅读史，他的行为必然是创作和完成自己理解的那个传统、文脉、高度。对于已有的趋向稳定的文本和新芽有借鉴，竞争，也有发展，对先行者未曾涉足的领域因为时代和后来者的缘故肯定也有所发明。整体而言，肯定是新的东西更多，比如乡土和文学故乡的营造在前辈作家那里十分重要，但在他的创作中会反思这种行为，甚至打掉那种企图。
霍香结《地方性知识》的出版引起关注，被称为“史诗性及先锋派诗歌与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及相关实验”。但是实际上，任何成功的写作可能更多地出于写作本身需要，而非刻意寻求某种实验。
“先行者未必找到适合自己和写作对象的形式感；找到唯一的结构和形式感，在我的写作中非常重要，否则难以下笔，需不断对焦、修订。《地方性知识》（《铜座全集》简略版）是对方志体例这一结构或说形式感的理解上加以创作的，它由一个词——汤错，开始生成它的肉身，在田野考察和获得内部之眼时，十万个陌生的词呼啸而来，进而完成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霍香结说，它不是照搬中国方志，而是在今天的学科意义上，在史学的、人类学的、诗学的基础上提炼一种小说形态的方志恒量，从而变成非乡土意义上的非故事化小说，它是一种现代派文学创作。
霍香结《灵的编年史》及即将面世的《铜座全集》的创作战线都拉得很长。他说：“《灵的编年史》从打提纲到完成前后十五年，如果算上文献收集则还要漫长；《铜座全集》起手要早些，成型却缓慢。之所以这么漫长，主要由以下几个原因所导致：首先是非线性写作的难度。非线性时间写作与古典式的线性写作在思维模式上完全不同，这种思维的转变是现代性的，不可能一下两下就解决，因为很容易滑向原有的线性思维。于是在创作过程中就出现了拉锯、摇摆、肯定、失认和再确认。其次是百科全书意义上的学科跨界。这个是新形式带来的，要学习新的东西，文献系统与图书馆的建立，以及田野考察化合的过程较为缓慢，消化和将这一切变成体验的知识也耗时间。第三，物质条件也会影响创作进程。古往今来的作者或许都面临这样的困境，而在成熟期的作者还面临这样的困境其实是不厚道的，当然我愿意将其看作上天的考验。很多作者因为这种困境会迎合类型创作，影视转型，或者干脆转行。能够完成文本和继续前行的意志十分令人敬佩。最后，个人意志和无用之用的写作。纯文学创作往往比同时代的意识要挖掘得深，很多文本在创作出来之后，没有实际之用。总而言之，一种文体意识的形成和辨识才是主要的。”
新小说指向何处？
90后的小说，价值取向和写作手法更加丰富和多元，这一方面有赖于他们开始变得优越的成长环境和广泛的阅读积累，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们在人文素质整体上升基础上对写作的价值判断更趋成熟。他们不被名利左右，写作完全出于兴趣或热爱。
但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这个优势同时又是一种劣势：少年老成、出手既有经典风范，却囿于阅历和写作实践的单薄，为赋新词强说愁，凌空蹈虚等问题普遍存在，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意识的文本更是难得一见。
不仅仅是90后的年轻作者“少年老成”，现在很多作家，也桎梏于一种“安全的写作”，丧失了写作要进行“创造”的高级阶段追求和对前人作品的“冒犯”意识（何平语），这样持续下去，是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文学圈人士都不愿看到的。
《青春》杂志主编李樯表示，“新小说在2019论坛的举行，未必通过一次讨论达成统一的写作趋向和文学认同。这是不现实的。不必用‘我们’来绑架所有参与讨论的作家个体。先锋写作是新，无中生有是新，推陈出新也是一种新，所以我们至少要发出这样一个声音：汉语没有凝固，探索从未停止。我更期待那种令我欣喜乃至方寸大乱的文本。”李樯说，作为刊物的主编，他的困境主要还是来自文本意识、写作方向的差别。有的人一出手就表现不凡，有的人倾其一生，也没有完成对“创作”的有效表达，而一直游走在写作真相的边缘。
许多年前，韩东就给小说下过这样的定义：小说就是小声说。一语道破“小说”结构、内容、选材种种方面的天机。基于这样一种“小说表现法”之外的小说，不一定不是好文本，却也值得警惕。
作家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李宏伟曾经编过康赫、霍香结、贾勤三位的作品。“以他们三人的创作而言，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严肃性。他们严肃地看待写作与世界，做了相应的思想及写作资源上的准备。即使他们的作品局部有狂欢感，也是严肃的有意味的狂欢。二是个人化。他们坚决以个人与世界、现实对应，绝不假借复数的‘我们’的名义。与此同时，他们并不陷入孤立、封闭的状态，而是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李宏伟说，参加新小说在2019论坛的作家们，在写作态度与写作资源的使用上都有着巨大的开放性，他们的作品首先由自己出发，廓清了这个时代降临到每个人身上的普遍的现实（至少是其中一部分）。这个理解也是李宏伟对理想写作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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