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慎教授二三事

    周先慎老师离开我们一年了，我不时会想起他，那熟悉的面影，熟悉的话音。仿佛他并没有离去，有时还会回来系里，还会在校医院碰到他拿药，我们总会说上许多话。

    我和周老师不是一个教研室，他教古典文学，我讲现代文学，平时交往并不很多，但总感觉很熟悉，是那种可以无话不说的熟悉。也有一两次交往是较密切的，回想起来，如同昨天。

    一次是去烟台大学教书。那是1990年秋，我和他受北大委派，到烟台大学“支教”。当时北大、清华支持兴办烟台大学，北大中文系承担了组建烟大中文系的任务，孙庆升老师担任烟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有些课还要招呼北大的老师去讲。我和周老师就一起坐了十几个钟头的火车到了烟台。住进教师宿舍，我们住两隔壁。记得那时蚊子很多，要挂蚊帐。晚上找周老师聊天，推门进去，见他正赤膊坐在蚊帐里头看书呢。周老师很认真，每次上课都要仔细准备。我说，讲那么多遍了，还得重新备课呀？他说怕有错漏，再说学生情况也不一样，希望能讲得更有针对性。我没有听过他的课，但学生反映说，周先慎讲课深入浅出，比较贴近学生阅读写作训练的需要，收获很大。我有时碰到古代文学方面的问题，也会向他请教，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我们在烟台住了一个多月，经常一起去海边散步。天已经很凉，他还敢下海游泳。那时他也才五十出头吧。

    另一次较密切的交往是2003年，我主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即“十五讲系列”的组稿，请的大都是人文学科各个领域拔尖的学者，为大学生撰写讲座式的书，介绍相关学科知识。我知道周老师的课讲得好，擅长艺术鉴赏，就请他来写《中国文学十五讲》。周老师二话不说，爽快地接受了稿约，并且在很短时间内交稿了。他这本书不算厚，却要“打通”从先秦到清代的文学史，又要尽可能让非中文系的年轻读者能喜欢，也真不容易。但周老师做到了。这本书很受读者欢迎，至今已多次印刷，还被一些大学指定为通识课教材。周老师写这本书可以说是举重若轻，因为有厚实的学术的积累，文笔又很好，当然，也因为他心中始终有读者。我想他写这本书时，是会时常想着读者是否喜欢的。

    2006年冬，我和周老师又有了第三次密切交往。当时我应重庆出版社的邀约，要编一套大学语文。坊间的大学语文教材已经不少，许多学校还有自编的文教材，重庆出版社想新编一套，叫《中国语文》，也是有些设想的，希望能通过我找一些北大的老师来编，来一套高标准的。我就找了周先慎老师，还有何久盈、吴晓东、孔庆东等几位老师一起来编。我们在重庆一间郊区温泉宾馆讨论了一两天，周老师很投入，出了不少主意。他领衔编了其中一本“理科版”的《中国语文》，编得还真有些特色。教材分为“古代文”“现代文”“古今诗歌”和“西文中译”四个版块，周老师和何九盈先生分工负责古代诗文部分，下了很大功夫，注释都是重新考订的。从学术质量来说，《中国语文》明显高出于坊间许多互相“克隆”的同类教材。我再次领略了周老师治学的扎实和认真。可惜出版社推广不力，这套教材“淹没”在众多大学语文教材之中，未能发挥更大的影响。

    周先慎老师几次和我说起，他当年是“阴差阳错”从外省大学分配到北大中文系的，似乎感到有些特别的幸运。其实周老师的学问很有特色，他的努力也为北大中文系争光。周老师的研究集中在小说，特别是《聊斋志异》，如《论〈聊斋志异〉清官作品的思想基础》《<聊斋志异〉的艺术美》等论文，在学界都是有好评的。他对古典诗歌的研究，特别是诗词鉴赏的研究，也有贡献。周老师的研究有两点很突出，一是艺术感觉很好，艺术分析非常到位，很是灵动，读来引人入胜；二是文笔优美流畅，是文章高手。周老师对此似乎也很自豪的。在他去世前不久，他还打过电话给我，说起有人误解甚至无端指责他的一篇有名的短文《简笔与繁笔》，让我注意一下。这篇文章曾经选入高中语文课本，是当作一篇范文来展示的。可惜后来因为教材编写体例的限制，没有再选收这篇美文。这是很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