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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9年06月19日 星期三

    希姆博尔斯卡是现代诗人里,在如何对待写作、如何做一个诗人的问题上为数不多、堪称榜样的诗人之一。她对诗歌可能具有的功能、诗人在生活和精神上有何作为等等方面,都做出了示范。她的诗意往往展现出一种特色——形式上力求琢磨挑剔,视野上却又变化多端,开阔无垠。

    希姆博尔斯卡:一个纯粹的诗人

    李以亮 《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06月19日   11 版)
    《希姆博尔斯卡诗集Ⅰ》《希姆博尔斯卡诗集Ⅱ》,[波兰]希姆博尔斯卡著,林洪亮译,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4月第一版,114.00元

        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波兰女诗人维·希姆博尔斯卡。瑞典文学院在授奖词中称:“(她)通过精确的嘲讽将生物法则和历史活动展示在人类现实的片段中。她的作品对世界既全力投入,又保持适当距离,清楚地印证了她的基本理念:看似单纯的问题,其实最富有意义。由这样的观点出发,她的诗意往往展现出一种特色——形式上力求琢磨挑剔,视野上却又变化多端,开阔无垠。”

     

        2012年2月1日,希姆博尔斯卡在克拉科夫家中去世,享年88岁。波兰总统科莫洛夫斯基高度赞誉这位杰出的诗人,称其为“波兰精神的守护者”“几十年来,她用乐观、对美和文字力量的信仰,鼓舞着波兰人”。

     

        在希姆博尔斯卡获得诺奖后,汉语读者和诗人对这位风格独特的波兰诗人的关注是越来越多了。然而,由于诗人写作的母语是一门真正的小语种,能够阅读原文的人十分有限,译介也很难说到位,所以,国人对希姆博尔斯卡的关注和理解,与其写作的重要性仍然是很不相称的。与我们对另一个波兰诗人米沃什的巨大热情相比,很多人对希姆博尔斯卡的态度简直称得上“淡漠”。在此背景下,现在我们看到,喜爱和翻译希姆博尔斯卡的人正在多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现象。比如手头的这两本由林洪亮先生翻译的《希姆博尔斯卡诗集Ⅰ》和《希姆博尔斯卡诗集Ⅱ》就涵括了她的14部诗集。

     

        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1923年7月2日出生于波兰西部小镇布宁(属波兹南省),八岁时随全家移居克拉科夫。因为“二战”爆发,她的中学学业是在地下学校完成的。1945—1948年间,她在克拉科夫著名的雅盖沃大学修习社会学和波兰语言文学,并开始发表作品。

     

        希姆博尔斯卡于1952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我们为此而活着》,收诗26首。这是一部主题非常“主流”的诗集,战后重建、反帝反侵略、爱情和动物保护,诸如此类,题材普通,但是仍然充分显示了作者引人注目的诗歌才华。不过由于思想观念的巨大改变,作者后来全部否定了自己的这些写作,拒绝将它们收入个人的作品选集。但在当时,诗集的出版使年轻的诗人获得广泛的承认和赞誉,诗人也加入了作家协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1966年因为坚持个人的信念,不满当时对于著名哲学家柯拉科夫斯基的处理,她脱离了波兰统一工人党。诗人这种出于良知的正义感,也充分表现在1980年代初她对由团结工会领导的地下刊物的支持和参与。

     

        1954年诗人出版了诗集《向自己提问》,收诗14首。这本诗集体现了作者后来继续发展了的哲理风格,所以也被认为是诗人的代表作之一。不过,应该说,1957年出版的诗集《呼唤雪人》,才真正表明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在这本诗集里,作者的历史意识开始成熟,诗歌主题所及更加开阔,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关系,也更能体现她对于诗歌写作的整体理解。在这些作品里,最为杰出的诗篇当属那些表达了诗人的历史反思、生活热情,以及想要通过诗歌重构世界理想的篇什。幸运的是,这时波兰国内迎来了一个对于文化艺术发展相对宽松的“解冻”期,一批优秀的诗人和作家纷纷登上文学舞台。希姆博尔斯卡写作热情和创作深度与日俱增。

     

        到了1962年,她出版了真正成熟的诗集《盐》。在此,她经常以一种质疑的眼光观看事物,试图在诗中对普遍人世表达一种“超然的同情”。这种风格在诗人此后出版的作品里得到强化,成为其标志性的风格。在1970年代,希姆博尔斯卡已经成为波兰国内最受读者欢迎的诗人。从“解冻”时期算起至70年代末,诗人的创造进入到一个丰富、稳定而成熟的最佳状态,艺术上达到极高的成就,除《盐》以外,她先后出版了《一百种乐趣》(1967)、《任何情况》(1972)、《大数目》(1976)等重要诗集。自1980年代初,她到了退休的年龄,生理上虽然已进入晚年,但创作力不减,还出版了《桥上的人们》(1985)和《结束与开始》(1993)两部诗集。与此同时,诗人在国际上频频获奖,直至1996年获得象征世界文学最高荣誉的诺贝尔文学奖。这让不少人感觉意外,认为是“爆冷”,虽然不可绝然排除幸运之神眷顾这个因素,但诗人的实力和作品的杰出程度毕竟是更主要的因素。

     

        在获得诺奖后,诗人仍有新作问世,并结集出版《冒号》(2005)、《这里》(2009)等。诺贝尔文学奖也并未成为“死亡之吻”,只是由于诗歌写作固有的“以少胜多”的特点,以及诗人一贯精益求精的态度,她从不轻易出手。

     

        我曾以希姆博尔斯卡为例,探讨诗人的身份问题。在我看来,希姆博尔斯卡是现代诗人里,在如何对待写作、如何做一个诗人的问题上为数不多、堪称榜样的诗人之一。这不仅直接体现在诗歌写作上认真、精益求精的态度,更间接表现在对于写作本身的理解,她对诗歌可能具有的功能、诗人在生活和精神上有何作为等等方面,都做出了示范。

        中年时期,希姆博尔斯卡写下“写作的快乐”。那时,她认为写作是“一只易朽之手的复仇”,而在进入晚年后,她在诗里表达了略显不同的看法:

     

        诗歌,/可诗又是什么。/如果你向他们提问,/他们的回答支支吾吾,/都在这个问题前败倒,/我也不懂,不知道,/但还是紧紧抓住它,/就像抓住救命的栏杆。(《有些人喜欢诗》)

     

        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诗人与世界》一文里,希姆博尔斯卡讨论了诗人身份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如何不尴尬地做一名诗人”的问题。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她说出了她所理解的一个诗人的本位,“写出好诗”。她相信一个诗人的生命在于其作品的意义,她说:“我不希望我的读者在大厅里集体感受我的诗歌的魅力。我只希望对我感兴趣的读者能在自己的家里找到片刻时间,饶有兴趣地翻开书本或杂志,阅读我的诗,因为我永远都是为单个的读者写作的。”这就是说,在灵魂交流之外,诗人对于读者别无他求。

     

        所以说,即便是在如何作为一个诗人的问题上,我们也不妨学习希姆博尔斯卡,多一点可爱的反讽意识,一如她在《夸我姐姐》一诗中体现的那样。进一步说,无论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作为一个诗人(诗人也是普通人),保持生活的热情也许才是诗歌存在和继续下去的秘密所在。诗人可以“骄傲”,但诗人的骄傲,只应出于对生命纯洁性和高贵性的维护和禀持,绝不应是高人一等的自以为是,或者出于某种精英主义的幻觉。说到底,如果诗歌并非一种自我的需要,或者一种精神生活的常态,诗歌就什么也不是。诗歌并不抽象地被需要,诗歌永远只是被某个具体的人所渴求。诗歌最终也只能带给我们的生命一种充盈、丰沛的感觉。明乎此,对于诗歌存在的意义,以及作为诗人存在的方式,也许我们才能像希姆博尔斯卡那样保持一种恰如其分的、合乎情理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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