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迷思》中的“夏氏史观”

    我知道夏维东的名字是在2004年，当时我在旧金山他在纽约，美国纽约《侨报》举办了一个征文比赛，我们两个都参加了，都投的小说，都榜上有名。真正见到他是2014年，10年以后了，也是《侨报》组织了一个北美作家采风团到福建去。第一次在厦门见到夏维东，跟夏维东算“相见恨晚”。我们俩脾气很对，兴趣也很一致，可能跟都写小说有关，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那个场景：我们坐在桌上吃饭或坐在大巴上，夏维东就坐在我对面，他说我想写一套历史书，我当时觉得：你以为历史那么好写啊，就没特别当回事。没想到，2014年11月份结束采风，他12月份就把第一章给我寄来了，我当时都傻眼了。其实他跟我说的时候一个字都还没有写。

    当初我以为他不会写，以为他就是说着玩的，因为历史对我来讲有点天外之物的感觉，当初我还挑战过他：那好，你写吧，你定期交作业吧。没想到他欣然答应了。寄来以后我第一时间就读完了，读完以后给他回了三个字：非常好！后来又加了一句：“很像央视的百家讲坛”。他蛮受鼓舞的，后来就一章一节地陆续寄来了。第二章特别长，他分了几次寄来的。我觉得这事儿他认真了，所以我也就开始认真地读，就着一些具体的细节和学术观点，都有很多交流。

    他在写作时引用了不少资料，因为我也是学理科出身的，觉得写作时需要有证据，尤其刚开始的第一章，很多说法没有资料可引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证明你的东西确实是有据可查的？夏维东特别值得敬佩的一点是，他对我们所有争论的东西没有回避，而是相应地做出了改变，或者在前言中做了说明。我们俩还有一个争论，就是在早期看他东西的时候，文体也是讨论纠结的一个问题。他把这种文体定义为大随笔。

    这本书写完在《侨报》和天涯上都连载过，反响都挺好。这种跨文体的大随笔充分体现了夏维东的特色，它的独特之处表现在各种各样的文体他用得非常恰到好处。比如，史实部分具有论文的性质（起码是学术随笔的感觉），既扎实又厚重。而像周微刚刚读的那段，完全是他的想象，是小说笔法。夏维东的知识非常广博，这跟他家学渊源有关，所以他可以把各种各样的东西，只要需要他就全拿来用。另外，他是1992年出国的，对中国古典文学历史的了解，加上他27年的海外生活经验，使他的视野非常开阔，他这本书充分反映了这个特色。

    这套书一共有22本，这是第一本，我认为这其中是有他的史观的，我给起了个名字叫“夏氏史观”。夏氏史观蛮特别的。夏维东学统计的，是数理背景；他从小喜欢文史，又有东西方文化的背景，还有写小说的背景，这几个方面加起来，也就形成了他的独特性，形成了他独特的史观。而这个史观的独特性在这本书里都非常突出地表现了出来。根据上面提到的这几个背景元素，我认为他的史观，包括下面四个特点：

    第一，Thinkingoutofthebox.他没有预设的立场，他写作时没有框框，因为他不是学术中人，不需要论文评职称，没有压力，他又没有正儿八经地学过历史，所以没有师承，他完全是根据广泛的阅读博采众家。第二，他有理科背景，科学的态度是他基本的态度，他阅读这些史料的时候会去伪，这是他的基本功，他重史实，他的史料部分非常扎实。我记得广西师大出版社张杰说过他找过十多位历史学者来评判他这本书，大家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史料非常扎实，否则他这本书就没有根基了。理科背景也会让他的推理非常严谨，当然我不知道他严谨到什么程度，但是我对他有信心。

    第三，他有东西方文化的双重背景。东西方文化的背景在这里有些什么作用呢？试想一下，如果你一直在国内生活，你会一直处在主流的史观影响之下，可是假如你有了27年的西方生活经验，这27年里对于主流，你处于一种疏离状态，同时又置身于另外一种非常不同的文化之中，会自然对原来生长环境里的主流史观起到一个淡化的作用。我认为，夏维东想做的，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历史进行松绑。

    最后，他的阅读量非常大，不只是在历史方面，还有百科知识，他把百科知识都结合在他的历史著述中，感觉就像你走进了一个森林公园里，史料是里面的大树，但还有很多小花园，叶子很漂亮，花多种多样，所以你会在读他书的时候有那种特别丰富的感觉。英文里有一个词叫Splendid，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有这种很灿烂的感觉，因为你不知道后面将要发生什么，他会怎么写。

    （本文为作者在夏维东新书《上古迷思》分享会上的发言，刊发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上古迷思》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