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林合：穿越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丛林

    “后期维特根斯坦将他所要处理的众多的哲学问题比喻成‘森林’或‘森林中的灌木丛’。他要做的是穿越这片巨大的森林。相应地，他自己就此而写下的众多作品对于读者来说无疑也构成了一片巨大的丛林，更准确地说，一片茂密的、生机勃勃的热带雨林。我所要做的，就是带领读者成功地穿越这片或者根本就无路可走，或者是布满了歧途的热带雨林。至于我这个愿望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实现，这要由读者来评判”。说这句话的时候，韩林合特别强调，他决不认为自己所开辟出的穿越之路是最好的，更不声称它是惟一的。他所希望的是：某些读者在阅读了他的解读之后能够找到他们认为更好的穿越维特根斯坦哲学丛林之路。正如维特根斯坦自己期望于他的读者的那样：我不想用我的著作免除其他人的思维之苦。相反，在可能的情况下，我想激发起某个人独立的思想。

    1989年，韩林合在北大外国哲学所的学习进入博士阶段，师从哲学家洪谦先生。洪谦先生是维也纳学派领袖石里克的学生，也是维也纳成员之一。作为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他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有着精深的研究。在洪谦先生的指导下，韩林合开始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在博士论文《维特根斯坦哲学观的发展》（出版时名为《维特根斯坦哲学之路》）中，他按照自己的解释框架对维特根斯坦的整个哲学进行了系统的解说。1995至1996年，韩林合到奥地利Graz大学进修，随奥地利哲学家RudolfHaller教授进一步研究维特根斯坦哲学和维也纳学派哲学，这期间接触到了一些国内不易见到的重要文献，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98年，韩林合到台湾学术交流期间，辅仁大学哲学系丁原植先生敦促他写一本关于《逻辑哲学论》的注释性著作。随后，他到赫尔辛基大学随哲学家和维特根斯坦学者G.H.vonWright学习。G.H.vonWright是维特根斯坦的学生，维特根斯坦指定的遗著管理者之一。维特根斯坦的大部分书稿都是经由他编辑出版的。他在赫尔辛基大学建有一个维特根斯坦档案室，其内藏有维特根斯坦的全部手稿影印件以及大量的相关文献。在这种至为理想的条件下，韩林合开始了《〈逻辑哲学论〉研究》的写作。

    在商务印书馆副总编陈小文眼里，韩林合是国内研究维特根斯坦最深入，对其文本了解最全面的一位学者。此外，“他对国外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前辈了解也是非常全面的，可与世界上维特根斯坦研究者进行全面对话。”而漫长的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生涯，给予韩林合最深的感受却是：真正进入一个大哲学家的思想世界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切不可轻易地声称自己完全真切地理解了一个大哲学家的思想。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反思具永恒价值

    中华读书报：1921年《逻辑哲学论》出版，维氏开始声名鹊起，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其影响几乎达到顶峰。但维特根斯坦却始终非常沮丧，认为自己的思想基本上不被理解或误解。您认为其原因是什么？

    韩林合：至少就《逻辑哲学论》来说，维特根斯坦的确明确地说过，其中所表达的思想不会有人真正地理解，即使弗雷格和罗素这两位曾经给予他的思想以最多刺激的大哲学家也不例外。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点：其一，这本书是极度浓缩了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维特根斯坦只是给出了结论，而并没有给出任何论证；其二，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他在批评一种观点时，他甚至于都不告诉人们他是在批评哪一个人的思想；其三，他的一些思想的确异乎寻常地艰深（这点也许最为关键）；其四，他不甚令人满意的思想组织形式。

    就其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来说，仍然是非常难于理解的。不过，《哲学研究》与《逻辑哲学论》难解的原因显然有所不同。维特根斯坦后期思考和写作方式的最大特点是跳跃性、话题转换的随意性、不同的话题之纠缠、所谓有用的和无用的（好的和坏的）评论的堆积。想在其中找到一条清楚、系统的解释线索非常困难。解读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另一个巨大困难来自于其独特的对话体形式。最后，思维方式上的巨大的差异也给解释者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中华读书报：维特根斯坦和罗素可以说是20世纪哲学的标志性人物。罗素曾为《逻辑哲学论》的出版做了很多工作，并且为之作序，然而，维特根斯坦却认为罗素并没有理解他的思想，而且罗素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很不以为然，您认为他们在思想上的最大差异是什么？如果说罗素并没有理解维特根斯坦，为什么他又那样推崇维特根斯坦的思想？

    韩林合：至少就《逻辑哲学论》的大部分内容来说，罗素本来是唯一最有资格说他充分地理解了它的人。不过，由于二者在根本的哲学关怀甚至于哲学气质上的巨大差异，罗素的确在许多地方严重误解了维特根斯坦的前期思想。罗素的最大误解是：他认为，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日常语言有内在的缺点，因此试图设计一种理想语言取而代之。实际上，前期维特根斯坦试图探究的是语言的本质，他认为日常语言按照其本质就是有着完善的逻辑秩序的。尽管罗素没有充分理解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但是由于后者的确是在认真地探讨罗素所关心的许多哲学话题，特别是逻辑和语言的本性问题，而且维特根斯坦解决了一些罗素未能解决的问题（比如有关逻辑命题的本性问题），因此罗素对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可以说推崇备至。

    就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来说，主要是由于个人关系破裂，罗素根本就没有认真阅读过维特根斯坦30年代后写出的任何作品，因此他对其所做出的负面评价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当然更是不可信的。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哲学研究》与《逻辑哲学论》之间的关系？

    韩林合：《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分别是前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代表作。总体上说，前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是一种对立或决裂关系。前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倾

    向和思想追求可以说截然相反：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仍然属于西方哲学的传统之内，追求独立于概念框架和语言表现的本质，追求普遍性、统一性，甚至同一性；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则与这样的传统做了一个彻底的了断，追求的是家族相似性、具体性、差异性。当然，这并不就意味着二者之间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连续性。至少从关心的主题和某些表述形式上看，连续性还是存在的。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评价维特根斯坦在整个西方哲学谱系中的地位？

    韩林合：前期维特根斯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十分精致的形而上学体系，其中最为独特的地方在于：以前的哲学家们都将世界看作是由各种各样具有时间或空间关联的个体或实体构成的最大的类聚物，而维特根斯坦则将其看作是实现了的事态的最大的类聚物――所有事实的总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体系中对于私人语言观的批评应当是具有永恒的价值的。因为它让人们认清了哲学家们所持有的一系列根深蒂固的偏见。

    前后期维特根斯坦都对哲学本身进行了深入反思。历史上，许多大哲学家在建立自己的体系之前都会或多或少地会对哲学的本性做一番省察，但是，他们的反思与维特根斯坦的反思比较起来都显得过于零星而单薄。维特根斯坦可以说是“哲学家的哲学家”。我们可以不同意他具体的反思结果，特别是他关于哲学的正面的规定（哲学就是语言的批判，哲学就是语法研究等等），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反思本身是具有永恒的价值的。

    中华读书报：就您了解而言，目前西方维特根斯坦研究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国内的情形如何？

    韩林合：在西方哲学界，维特根斯坦哲学曾经是显学，特别是在上世纪后半叶的英国哲学界，几乎没有不熟悉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哲学研究者。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本身的兴趣变得越来越淡。当然，这与当代西方哲学研究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密不可分。当代西方哲学界对哲学史的兴趣变得越来越小，人们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自己所关心的具体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之上。如果说目前主流西方哲学界对维特根斯坦哲学还有什么兴趣的话，那么这个兴趣只是局限于维特根斯坦的相关观点对相关的哲学问题的讨论的独特贡献之上。据我的观察，国内维特根斯坦相关研究实际上也正在经历着这种研究方式和研究兴趣的巨大转变。

    维特根斯坦和庄子哲学存在相似之处

    中华读书报：在维特根斯坦这里，语言被认为是通向真理的阶梯，他也因此提出了“可说”与“不可说”这两个哲学概念。而中国传统哲学中老子也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论断。请问，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与老子的上述思想是否有相通之处？

    韩林合：二者确有相通之处。实际上不仅仅是相通，甚至于庄子的一些说法可以直接用来翻译维特根斯坦的相关评论。请比较二者的如下段落：“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虽问道者，亦未知道。道无问，问无应。无问问之，是问穷也；无应应之，是无内也。”（《庄子·知北游》）“相对于一个不能说出的答案而言，人们也不能将‘与其相应的’那个问题说出来。‘与这样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那个谜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问题终究是可以提出来的，那么它也是可以回答的。”“如果怀疑论欲在不可提问的地方提出疑问，那么怀疑论并非是不可反驳的，而是明显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只有在存在着问题的地方才可能存在着怀疑；只有在存在着答案的地方才可能存在着问题，而只有在存在着某种可以言说的东西的地方才可能存在着答案。”“人们在人生问题的消失之中看出了这个问题的解答。（这点难道不就是如下情形的原因吗：一个长久以来对人生意义持怀疑态度的人，当他终于弄清楚了何谓人生意义之后，他却不能说出这个意义是什么？）”（《逻辑哲学论》，6.5，6.51，6.521）

    中华读书报：维特根斯坦后期主张回到日常生活世界来理解语言的奥秘，这与儒家重视人伦日用以及中国古典哲学重视生活实践有无相通之处？

    韩林合：维特根斯坦后期特别注重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的历史性、差异性、相对性等，强调传统在人们的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确可以说与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处。

    中华读书报：您以西方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研究著称，是什么原因使得您介入研究庄子？两个不同领域对您的研究是否产生影响或启发？

    韩林合：读本科时，陈鼓应先生来北大讲学，其主题是老庄哲学。当时同学们大都选了陈先生的课。我虽然对老庄哲学，特别是庄子哲学有所偏爱，却没有选修此课。我当时的想法是：其一，中国哲学不用那么急于去学，应该在有了一定的人生经验之后再去深入了解；其二，中国哲学家自古以来不太注重概念的清晰界定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因而要令人满意地理解和解释其著作，从中抽引出较为严密的哲学理论，需要良好的逻辑训练。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当时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逻辑方面的学习。

    1997年，我有机会精读《老子》和《庄子》。这期间，我发现，在（早期）维特根斯坦和庄子哲学之间竟然存在着许多深刻的相似之处。因而，便写了一篇英文文章“Chuang Tzu Compared with the Early Wittgenstein”（2000年发表于奥地利Grazer Philosophische Studien58/59杂志之上）。这篇文章中的维特根斯坦哲学部分是以我的博士论文中的思想为基础写成的，但其主要框架又根据我关于庄子的理解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在此文中，我力图以同一个解释框架来解释维特根斯坦和庄子哲学。1998年至1999年，我又根据这个解释框架对维特根斯坦的名著《逻辑哲学论》进行了系统、详细的解释。大约在2002年，我开始了《庄子》一书的解释工作。

    对庄子乃至整个道家哲学的研究与我的西方哲学研究密不可分。在这两个看似完全不同的领域中，作为一个哲学研究者，我所关注的根本，决不限于某个特定的中国先哲和当代西方哲人，而是哲学问题本身：世界及其内的事物是实在的吗（换言之，从哲学角度看，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人在世界中究竟居于什么位置（换言之，应该如何理解人之本性）？人应当怎样生活（即最有价值或最有意义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理想的社会制度是什么样的？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们应当而且也只能站在伟大的哲学家的肩膀之上——不管相关的哲学家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更不管他们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多年的研究经验让我认识到，至少就哲学角度而言，古今、中西之间的相通之处甚或共同之处是本质性的，区别反倒是次要的。

    30年编译文集，确定编选原则是难点

    中华读书报：维特根斯坦生前只正式出版了《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虽然“完成了”，但在其生前并没有出版。他的很多著作都是后人根据其笔记、讲课记录等编选的。您认为选编的内容是否能够准确表达维特根斯坦的原意？

    韩林合：《逻辑哲学论》完全是由他本人完成并交付出版的。《哲学研究》最初出版的版本整体说来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打算印行的本子。在他自己“完成的”版本中只有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编者从其遗著中挑选出来加进去的。他去世后，他的学生和遗嘱执行人从他遗留下来的近两万页手稿和打字稿中陆续选编并出版了大量著作。由于不同的著作是不同的编者编订的，因此质量不尽相同。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编者的工作与维特根斯坦的原意一致。

    中华读书报：国内外维特根斯坦的文集有多种，且各有特色。请问您主编的这套文集与其他版本有何不同？

    韩林合：维特根斯坦逝世以后，他的学生和朋友遵照其遗嘱从他所遗留下来的约两万页手稿和打字稿中陆续整理出版了大量著作，其中最重要者当属《哲学研究》。200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与挪威卑尔根（Bergen）大学维特根斯坦档案馆合作，编辑出版了电子版《维特根斯坦遗著集》（Wittgenstein’s Nachlass：The Bergen Electronic Edition），其中包括维特根斯坦所有遗留下来的手稿和打字稿。这套中文版《维特根斯坦文集》主要就是以这个遗著集为基础编译而成的，同时我们也参考了国外已经出版的相关的纸质著作，特别是德国祖尔卡姆普（Suhrkamp）出版社出版的8卷本维特根斯坦《著作集》（Werkausgabe）（1984年版）。在编译过程中，我们对原编者的编辑错误做了修正，并在必要的地方加上了大量注释。国内已经出版的“维特根斯坦全集”所依据的原著版本全部是国外出版的纸质维特根斯坦英德文著作，没有做任何进一步的编辑和注释工作。

    中华读书报：能否介绍一下这套文集的翻译情况？翻译过程中遇到过什么问题？

    韩林合：这套文集的编译工作前后经过了近30年的时间。当年，我为了撰写博士论文，翻译了维特根斯坦的部分著作，特别是《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中的部分内容。后来，在撰写《〈逻辑哲学论〉研究》和《〈哲学研究〉解读》时，完成了维特根斯坦这两部著作和《战时笔记》的翻译，同时也翻译了其遗著中的大量相关评论。本来我是准备独自完成文集的编译工作的，但是由于期间做了一些其他研究项目，遂决定邀请张励耕和刘畅博士承担部分翻译任务。

    编译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确定一个适当的编选原则。这个困难尤其出现在编译《哲学语法》和《最后的哲学笔记》过程之中。经过若干尝试后，我制定了一个总的编选原则，即选择维特根斯坦不同阶段有代表性的或者比较成熟的遗稿；尽量保持原稿的连续性、完整性；不收录维特根斯坦的讲课笔记、口授笔记。

    （《维特根斯坦文集》（8卷），韩林合主编，韩林合张励耕刘畅等编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1月出版，6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