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谈辛亥，“谈”何容易？

    去年是戊戌年。在当代人的历史记忆里，有几个干支纪年尤为熟悉，甲申、甲午、庚子是如此，戊戌也是如此。初拿到陆建德先生这本《戊戌谈往录》，还以为是谈论戊戌变法的书，读完才知道取的是作者在去年也就是戊戌年将自己几篇史学杂文予以结集的意思，与戊戌变法无关。

    虽然不是谈论的戊戌变法，但又不能说全然无关。因为，《戊戌谈往录》收录的文章基本上都围绕着“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五四及新文化运动”展开，大致时间是清末民初1909至1919年这十年。1898年发生的戊戌变法，正是这几个大事件的前奏。从这种联想来说，书固然没有讨论戊戌变法，但名为“戊戌谈往”，的确具有提醒读者进入历史沉思、从1898年开始联想的意图。

    《戊戌谈往录》共收录了11篇杂文和1篇回忆录，都是作者近年来为媒体所写的长短文，显然，这本书的读者并不仅是专业人士，还包括广大的历史爱好者。但此书并不因为是结集而显得意图零散，相反，作者的意图非常明确：再谈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

    这谈何容易？

    因为，这一段近代史留下的资料十分丰富，昔年参与其中的利益主体和社会阶层又颇为众多，因此要认清其“客观史实”已实属不易，遑论评判；同时，这段历史又因为与当代史关系密切，大众对这段历史早已形成了简约易懂的想象和基于自身立场的价值评判。这一“多”一“简”，不仅作者不容易谈，我读完全书后对此书也颇觉不容易谈。

    《戊戌谈往录》至为鲜明的特点有二。

    其一，是对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里“中央与地方”“集权与自治”这两对关系的张力的呈现；

    其二，是在呈现上述问题的同时，指出当初应当努力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同步提高国民的政治能力。

    当然，这两个问题是糅合在一起的。《戊戌谈往录》里篇幅最长，占了全书四分之三篇幅的《蜀道难——保路运动百年回顾》《致乱的金苹果——下落不明的川汉路余款》《烈士之死——关于四川保路运动的札记》《分与合：辛亥研究新范式》及《地方分离主义与中央集权》五篇文章，集中分析了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一些微观史实。

    关于保路运动，其源于清廷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此后，由川人自筹资金成立的川汉公司在四川咨议局支持下，对国有政策非常不满，以清廷从国外银行借款、清廷卖国、清廷要侵吞川人集资款为由，掀起抵制国有的运动。这是我们熟悉的剧情，但作者爬梳发现：一来，清廷并未意欲侵吞路款，而是有偿赎买，而且还严禁地方以铁路名义强行向川人摊派；二来，路权被保下来了，但路却没有修，“民国数十年间，四川寸轨未铺，只能说是蜀道难”（p67），考虑到保路之时的汹汹民意，其结果却名实如此不符，荒诞且讽刺；三来，路没有修，意味着路款是否也没有被挪用？非也，这笔从川人身上或募集或摊派的巨款竟然不知去向，也无账目可查，作者只能从运动胜利后地方军队的军费、“革命元勋”们留洋的学费，以及保路运动的关键人物邓孝可后来在杭州实现“财务自由”，起别墅、筑“可园”、种花草的花费中做一番揣摩联想了。

    而关于辛亥革命，作者没有从军事、政治形势等入手，而是别出心裁，从“清末民初财政”入手，指出中国自古就缺乏财政预算决算等管理的意识，直到清末才打算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但太平天国之后，清廷威风扫地，已经无法建立财政上的权威，是一个财政上的弱国，这才有了甲午之败等一系列的国家失败。辛亥之后，无论是袁世凯政府、北洋政府，都没有成功建立起这一制度。直到1927年币值改革，“这种趋势才得以扭转”（p134）。作者通过财政的角度，指出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因为清廷丧失或曰从未拥有真正治理全国的能力，而老百姓则从未拥有过基于法制和秩序的政治能力，是一种杂糅着“一盘散沙”“丛林法则”的“自由”。在这种态势下，地方分离势力在自治、光复的旗号下，在国外势力分而治之的策略下，成为了辛亥爆发的原动力和受益者，但并没有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

    由此可知，作者的意图并不是在做翻案文章，而是引导读者从一个技术性的角度，如财政问题，来理解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另一个面相。

    在作者的叙述中，这两个事件都绕不过去的就是财政问题。无论是保路运动中下落不明的路款，还是辛亥前后尝试建立中央财政制度的努力，都揭示了当时的中国朝野极度缺乏管理财政的能力和道德，也就无法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国家治理，听任地方分离势力蛊惑民粹，开门揖盗，肆虐横行。以国家的各自为政和国民的灾难为代价，哺育了一批批地方既得利益者。正如严复所说：“吾国上下，其最缺乏者，即是经理阿堵物之道德。”（p105）

    因此，作者的结论就很清楚了：近代中国如何扭转一盘散沙的局面？首要任务是政府要强，避免地方分离主义，要提高中央政府的治理能力，树立中央权威。

    当然，作者并非鼓吹清廷和民国的专制和集权手段。作者反复强调：清末时人无法律意识，亦不了解何谓现代国家，却侈谈自由。只有先建立有效的国家治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才可能实现。由此我们可以引申：清末民初民众无组织、无纪律、无政治能力的原因何在？不恰恰是腐朽的清廷自己塑造的吗？清廷不给民众以培养政治能力的机会，甲午之后“不得已”才戊戌，庚子之后“不得已”才新政，辛亥之后，“不得已”的机会亦已丧失，民众又何以习得这一能力？

    此外，《戊戌谈往录》尤为出色的一点，是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一套看待历史的方法。历史爱好者谈古论今，往往容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里的意思是说喜欢对历史下结论、下定论。而本书对这类读者来说，不啻为一本出色的方法论：一个历史事件都好比一个“系统”，虽然有一些决定性的“常量”，但也拥有许多“变量”。“变量”越多，越接近真实。

    如本书在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等“系统”中，在以往“革命”“爱国主义”等“常量”之外，又加入了中央集权、地方自治、财政统一、国家能力等“变量”，才得以更接近历史真实。绝对的历史真实是不存在的，“谈”何容易？作者在本书中的结论，亦需由读者自行判断，但读者可以通过不断引入新的有效的“变量”，提高自己分析历史事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