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诗学》引发的思考

    诗歌风暴常策源于校园。由罗振亚、孙克强主编的《南开诗学》（第一辑），旨在全面展示诗歌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和最新方法，以期推动诗学研究的发展。该辑作为创刊号分为“特稿”“诗歌研究”“诗学理论”“域外诗学”“诗学文献”等多个栏目。叶嘉莹先生《谈李清照与徐灿二家词对于国亡家破之变乱所反映的态度之不同》一文领衔其首。此外，“况周颐笔记词话二种”“1990年代先锋诗歌整体观”等亦为诗歌研究臻品。

    “况周颐笔记词话二种”，主要是况周颐于1914年、1916年发表的论词随笔杂记，孙克强教授将之加以辑录整理点校发表，对全面认识况氏的词学很有裨益。

    况周颐《蕙风词话》与王国维《人间词话》、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合称“晚清三大词话”。清代著名词家朱祖谋誉之为“自有词话以来无此有功词学之作。”况周颐因“重拙大”这一词学理论而为诗界熟知。据唐圭璋先生的说法，最早提出重、拙、大的是端木埰，传于王鹏运后由其授予况周颐。晚清词学的兴盛，王、况等人起了重要作用。

    “1990年代先锋诗歌整体观”是罗振亚继专著《1990年代新诗潮研究》出版之后新诗研究的“余震”。该文以宏观描述与微观剖析相结合的述学方式，展示了1990年代新潮诗的整体面貌和个体特征，并对先锋诗歌做出了历史性描述与价值判断，在总结诗学新成果的同时，也为当代诗学解释注入了丰富的内涵。

    诗歌，一向是中国文学之正脉。中国诗学有着3000年的传统，肇于先秦，自《诗经》《楚辞》而下，兴于两汉、魏晋南北朝，盛于唐宋，逶迤于元明清，又在民国初千年未有变局之际融入西方诗学，迎来新诗的百年踟蹰前行。一个世纪以来，新诗及新诗研究，都可谓行路难而成就不凡。上世纪20年代的象征主义、30年代的现代诗派、40年代的九叶诗派、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诗、七八十年代的朦胧诗、90年代以来的新潮诗等。就新诗历程而言，80年代、90年代尤其是一个独特的历史节点，呈现出多元并存、诗派林立的复杂的局面。这些可统之以“先锋诗歌”。“先锋”一词意味着艺术形式的创新和前卫风格。“先锋主义”是19世纪末西方重要的文艺思潮。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雷纳多·波乔利出版的《先锋理论》，是先锋文学的开创性理论著作。先锋主义理论对当代中国诗歌的影响颇为深远。先锋诗歌的本质是崇尚实验和创新，并对于诗歌本体高度关注，因此每一次先锋诗歌的勃发都会带来审美的丰收，引发诗界的波动和群起效仿。

    作为当今诗歌研究界的领军人物，罗振亚诗学研究的一个特点即与研究对象的共时性。80年代后朦胧诗歌、90年代的新潮诗歌此消彼长之际，也是罗教授在大学中文系读书研究之时，可说是深度近身参与同时又以批评者的身份超然于当时诗歌运动之外的，这就使得他的诗学批评对于新诗内核和纷繁的表象的把握，颇具分寸。在罗振亚看来，1990年代先锋诗歌的多元书写中，致力于智性思想批判的“知识分子写作”和具有日常、口语、解构向度的“民间写作”构成了对立、互补的差异性对话。罗振亚将先锋诗歌的发展变迁置于现代历史文化演进中，进行宏观的整体观照与细致的微观解剖，展现出个人独到的体悟和严谨的论证。

    有着数千年诗学底蕴的中国，二十世纪初以来新体诗歌和古典诗词却长期保持着互不交叉的“两个诗坛”局面。两者在创作群体、批评话语甚至诗歌活动等方面，呈现着各自独立发展、互不相涉的态势。进入新时代，这种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当代古典诗词与新体诗在诗歌的内在质地、诗歌的艺术手法等层面已渐次开启融合之旅。《南开诗学》涵盖诗词研究和新诗研究，兼容域外诗歌美学和传统诗词美学，其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内涵的象征，这一融合所勃发的生机，也是诗歌生命力焕发的一种预演。近两年罗振亚因在主流媒体发表《让诗歌从飘渺云端回到坚实地面》《杜甫诗歌好在接地气》等文章，而在文坛引发震动。他提出新时代如何处理诗歌与现实关系等重大问题，认为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应当是民族化的也应当是世界性的，只有这样，中国新诗才能走出“百年孤独”的宿命。这些重大的时代课题，值得诗界内外的人们共同关注。显然，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甚至时代而言，诗与飘渺于云端的远方是不可缺少的，而脚下的大地则是两者存在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