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人士也有他们的文明

    《人行道王国》是美国社会学家米切尔·邓奈尔的代表作，主要关注在纽约街头谋生的边缘群体。纽约格林尼治村，又叫西村，是重要的艺术思潮发源地和社会研究选题点。当米切尔行走于这个中上层社区，却发现街头流浪汉们有着意想不到的生活方式时，他的好奇心和责任感呼唤着他深入了解：“人行道王国”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的？“街头人”在怎样的道德秩序中生活？

    《人行道王国》初版于1999年。作为一本充满社会关怀的纪实作品，本书获得了美国社会学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赖特·米尔斯奖，被评为洛杉矶时报年度图书，并被很多大学选入社科课程的阅读书目。初版二十年后，该书的简体中文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本书有什么独特之处，让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后仍具有超越具体语境、跨越社会背景的价值？

    激发米切尔写这本书的是他观察到路边摊书贩哈基姆讲话富含理性，显示出良好的知识储备和教育背景，这与街头人士的身份十分矛盾。在大众视野里，街头的边缘人群处于社会底层，有危险性。这种印象并非毫无缘由，本书的观察对象——格林尼治村第六大道的街头人口由许多贫困黑人男性组成，在流落街头之前（尽管也有一些人是自己选择了街头生活，如哈基姆），大部分人有伤痛的过去：失去工作，丧失与亲朋的联系，乃至锒铛入狱……他们被社会“除名”，无家可归。

    在道路上活下去需要放弃很多文明标准，没有身份，没有地址，甚至没有床和厕所。但是，这种条件下生存的人也能建立起一套独特且积极的生活体系。米切尔观察到如下几点：第一，街道上的人互相帮助。他们遵从习俗性的价值观，年长者帮助年轻人找到方法谋生，同一条工作链的人上下结伴，群体生活弱化了个体的压力。第二，当一个人可以凭劳动赚钱——尽管是如淘垃圾、卖废品这样的非正式营生，这个人就能感受到自我价值，让生活从脱轨走向可控。第六大道的商贩们自主定价，自负盈亏，这反映出一定的自我管理能力、责任感和满足感。第三，重拾自我价值后，每个街头成员都在通过不同的方式建立尊严。有的人对谋生方式的道德有所评判，进行取舍；有的人重拾爱情、亲情，并为之努力、付出。边缘人群的面貌在书中变得清晰，他们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

    米切尔及摄影师奥维给出了大量的实地观察、录音记述、摄像录影来描述街头人的变化轨迹。当读者打开书，便能直观了解这里的住客生活的过程，他们的行为在逻辑上变得可释。让街头生活有序运行的是共有、普世的价值观：比如年长者和年轻人实际上形成了导师教导学子的关系；不同肤色、阶层的人们都认同诚实劳动获得报酬……街头智慧带来了低端人群的活跃，这与城市的正面形象塑造实际上形成动态平衡。

    民族志被认为是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式，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人类社会现象。“诊断式民族志”是米切尔的同事对他的评价：他的研究就像医生看诊，发现病灶后，使用对应的工具，进行诊断。笔者认为这是《人行道王国》的写作得以感人的关键：在体例上严谨，在情感上真挚。米切尔格外重视田野调查和反馈。书的初稿角度单一，他就直接推翻；为了拓宽写作视野，他在学校安排了一门研讨课，请观察对象，格林尼治村第六大道的“居民”们来到学校进行授课，和学生们一起讨论街头话题；为了解决讨论得到的新的问题，米切尔把假期全部安排在第六大道，以参与者而非观察者的身份融入街道的日常生活。慢慢地，他从米切尔变为米奇，从教授变为人行道的一员。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诊断”式书写，持续了5年。

    讨论街头问题与社会管理有关。米切尔不仅注重还原现象，而且讨论背后推力。如，街头如何谋生受政策解释和权力机关影响很大。《地方法案33号》的颁布让第六大道形成活跃的卖书格局，有条件形成街头居住地。而当管理者信奉“破窗”理论，制定《地方法案45号》来管理街头问题时，地区秩序反而变得混乱。又如在警察向街头人口传递管理法变更的过程中，因个人解释和执行水准不同，有时会令社会关系融洽，有时会造成紧张。

    街道生活并非规避风险的“乌托邦”，城市的边缘人群、边缘行为仍需进一步的管理。社会问题无法靠低端人口自身和学者解决，但我们得以了解到街头世界的真相实情。《人行道王国》所呼唤的并非批判和解决，而是理解和沟通；不是强调对立，而是消除偏见。

    亲切的文字和质朴的价值观，让读者得以进入人行道的世界，和米切尔教授，和街头兄弟一起，以独特的视角看城市的日升月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