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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两个少年紧紧搂抱在一起，/彼此绝不分离/在大路上来回走着，自南到北旅行着，/享受着力量，伸展着胳臂肘，手指握紧着，/披戴着武装，毫不畏惧，吃着，喝着，睡着，相爱着，/除了我们自己，不承认任何其他法律，航海，当兵，盗窃，进行威胁，/惊动着吝啬鬼、奴仆、僧侣，吸着空气，喝着水，在草地或海滩上跳着舞，/骚扰着城市，不屑于悠闲，轻蔑法规，驱逐着软骨病，/完成着我们的突然袭击。”（《我们两个少年紧紧搂抱在一起》，赵罗蕤译）
你当然可以把惠特曼的这首诗解读为豪迈的进步作品，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了作者对劳工阶级的赞美，对一个人不再剥削人的世界的渴望，宣示了对资本家、宗教势力及其走狗的反抗态度，也表明作者相信团结就是力量，相信人民完全有能力自行管理。
但很有可能，这只是一首爱情诗罢了。
5月31日是美国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的二百周年诞辰。《波士顿评论》季刊发表长篇文章指出，是时候正视他的秘密生活了。
惠特曼于1819年生于纽约，1855年出版第一版《草叶集》，当时的评论界不乏恶言恶语。《纽约先驱报》称此书作者是“恶心的持续勃起症患者”,《标准》形容它是“一大本愚蠢的黄书”，《纽约时报》则认定惠特曼“就像一头猪，守着纵欲的念头形成的腐臭的垃圾堆”。另一位大诗人埃米莉·迪金森1862年写信给作家托马斯·希金斯，说自己没读过《草叶集》，因为她听人说惠特曼“不光彩”。尽管几十年后，作家薇拉·凯瑟还把惠特曼称作“那肮脏的老男人”，但在1860年的第三版之后，惠特曼着手对《草叶集》做出净化处理，大量删除原有的露骨语言，“把它重新装修成了一座庄严的大教堂”。
及至《草叶集》美国国宝的地位得到确立，惠特曼身后的学者和传记家对他的个人生活开始讳莫如深，有意识地保持集体回避、淡化或沉默。认为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只会纸上谈兵、实际无所作为的人不在少数。耶鲁大学文学教授哈罗德·布卢姆是其中的代表。
布卢姆教授将惠特曼奉为“美国经典的核心”和美利坚的莎士比亚，并作出保证：“没有什么证据能显示惠特曼除了自己以外还和什么人有过性关系，就我对他生平和诗歌的了解，我猜想他只有过一次失败的尝试，即在1859-1860年的冬季他试图建立起某种同性恋关系。也许惠特曼再次发现自己不愿忍受与别人身体的接触。”（江宁康译文）
然而，如果说惠特曼的诗文和书信只是充满了隐语和暗示，他的笔记和账本却是一份加密的艳遇日记，从中足可窥见他的活跃：
12月28日［1861］–周六夜迈克·埃利斯–在莱克星顿街和第三十二街的街角闲荡–带他回家到第三十七街一百五十号，–四楼里屋–夜里凉极
威廉·卡尔弗，澡堂男孩，十八岁（56年去过加利福尼亚）。
丹尼尔·斯潘塞……有点女性化–第五大街（四十四号）（5月29日）–告诉我他从未打过架，滴酒不沾……9月3日与我同寝威廉·米勒，第八街（脸上搽了点粉）。
……
“惠特曼的生活充塞着男青年——列车员、水手、按日计酬的临时工、士兵。”《波士顿评论》这篇长文的作者杰里米·莱巴格（JeremyLy⁃barger）说，他在昏暗的街头徘徊，在下等的酒肆狂欢，在野地上，在树丛里频繁出入。透过那些经过作者和翻译家双重净化的文字，仍然能够看出一些他生活的原貌：“纵情欢乐、具备着各行各业和各种乐趣的城市……在我走过时，啊，曼哈顿，你经常迅速地向我投来明亮的眼神向我献上了友爱，/对我自己内心的友爱作出了反应——这些才真正酬谢了我，/只有密友，不断出现的密友们才真正能够酬谢我。”（《纵情欢乐的城市》，赵罗蕤译）
莱巴格指出，在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时代的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把惠特曼视为民主的卫士和党派仇恨的解毒剂。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在他高声讴歌肉体和民主的全景式诗歌面前，这种秘密的生活不过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偏好。但是，对惠特曼而言，“猎艳就是民主。同志情就是乌托邦。性就是优秀公民的身份”，他的政治理想主义与他对工人阶级青年，特别是少年的迷恋不可分离，其中背德的一面势必对志在神化他的垮掉的一代及其后辈构成复杂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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