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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时代产物
“文革”结束后，国内各行各业都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局面，与之对应的是，人们的思想却异常活跃、求知若渴。然而彼时中国的出版事业却处于凋敝状态，偌大中国只有寥寥百余家出版社，所出图书多为政治读物。“书荒”，困扰着每一个求知上进的人，外语图书又是少之又少。
其实，当时不只是社会上缺乏外语图书，就连外语院校的教材建设工作也严重滞后。北京外国语学院在全国外语院校中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文革”对教学秩序的冲击，许多老专家和老教授的科研成果和教学经验都无从发表与出版，学生们上课也没有正规的教材，只能使用油印的单篇讲义。可即便如此，其他外语院校还是不断向北外求援，索要各种讲义与资料。最多的时候，发展到全国100多家外语教学单位与北外确定了定期提供教学资料的关系。北外教材出版科的工作人员尽其所能地有求必应，不惜加班加点工作。只是，限于人力、物力和财力，尤其是无法解决的纸张按计划供应的问题，使这种状况很难长久维持。
为了落实邓小平同志有关科教和出版的指示，1977年至1978年，时任国务院科教组外语处处长的刘祖才曾先后三次来北外，与时任北外教育革命组副组长、主管全校教学科教工作的殷桐生商谈，希望北外成立一家出版社。北外领导都积极支持，但毕竟困难很大，既缺钱，又缺人。《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复刊就成为出版社成立的重要契机。
《外语教学与研究》是一本学术价值极强、威望极高的学术刊物，但“文革”中不得不停办。1978年1月，北外党委同意《外语教学与研究》复刊。当时，在该刊编辑部工作的只有六个人：总负责人是梁克家，林学洪、林易、靳平妥承担编辑工作，王敏负责学校内部刊物《课外学习》，李松林为编辑部秘书。李松林原来在教材出版科工作，负责教材的印刷及发送工作，熟知教学资料的匮乏情况，又在日常工作中了解了印刷厂和出版社的运作方式。1978年4月28日，他写了《关于成立外语出版社的建议》的报告，交到学校党委，党委书记杨伯箴及各位常委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和圈阅，一致同意成立出版社，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1979年5月14日，编辑部向党委提交了第二份报告：《建立出版社的初步计划草案》。各位常委很快作了批示，并给出版社起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一月后，北外提交《关于成立出版社的报告》，请示外交部并转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和中宣部。国家出版局致函外交部，同意北外建立出版社。就这样，天时地利人和，上下群策群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正式成立了。
人员短缺，热爱方能坚守
建社伊始，外研社的全部人员就是《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的六人，其中五位已过知天命之年。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有着积极的工作态度和一流的专业素养，急切地想做出一番事业，以弥补失去的十年。
但是，出版社想要发展壮大，必须补充新鲜血液。1979年，学校调入王维国、徐秀芝从事编辑工作，调入景希荣做行政工作；1980年，又相继调入李朋义、范明贤、金秀珍、梁德润等12人，充实编校和出版队伍。虽然之后的几年，又陆续有人员调入，但直到1985年底，外研社也只有58人，其中编辑15人，校对4人。
当时的外研社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都籍籍无名；编辑又是为人作嫁、辛勤付出的幕后工作者，社会地位并不高。招不来、留不住人才就成了大问题。第一，大学毕业生在考虑工作去向时，很少会青睐出版社这类单位；第二，即使进了出版社也只是将此作为跳板，从1979年到1984年，北外英语系分配到外研社的大学生中，只有李朋义与徐秀芝留了下来，坚守在他们终身奋斗与热爱的出版事业。
与兄弟出版社相比，外研社人数虽少，出书量却大。1982年，外研社6个英文编辑的审稿字数为2200万。按照出版界的通行标准，每个编辑每年完成编审的字数应为60万到70万，也就是说，6个编辑全年本应完成420万左右的任务。多出的几倍工作量，都是他们出于热爱与奉献精神，牺牲休息时间和节假日完成的。
“锣齐鼓不齐”的办公环境
人员及资金短缺之外，外研社还面临着窘迫的办公环境。最初，出版社只在北外东院教学主楼的五层有一间十多平米的办公室。办公室中间放一张大桌子，两边各坐三个人，靠墙还放了一大排书柜，如果有人要出去办事，其他人就必须站起来让出通道。到了冬天，五层的暖气不热，必须生炉子取暖。平均年龄五十多岁的编辑们就不得不将搬煤块、倒炉灰列入工作范围。“三屉桌、木板椅，一部书稿、一支笔”是当时办公环境的真实写照。
1979年底，社里新进人员，学校也多拨给了一间办公室，但办公条件没有大的改善。无论是年老体弱的老编辑，还是身怀六甲的年轻女编辑，都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办公。直至1985年，在出版社的力争下，学校从东院学生宿舍6号楼又挤出12间房子给外研社。每间房子只有12平米，三位社长加上办公室主任，挤在一个房间，出版部的办公室则挤满了七个人。校对人员住在楼外的简易书库里，新来的大学生李朋义等三人没有办公地方，就只好在宿舍里看稿子，还有人不得不在家里上班。
后来，北外又将西院一号楼划归给外研社，使办公条件有了一定好转，但仍不能满足全部职工的办公需求。而且，因为没有专用书库，外研社不得不长期借用教学楼的地下室，或搭建临时活动房和明棚做库房。直到1995年外研社大厦破土动工，这种局面才得到完全改善。
办公环境的窘迫不只体现在“内”，还体现在“外”，尤其是“外出”。书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紧迫性，为此出版社必须具备便捷的交通工具。初创的外研社有的只是几辆破旧的自行车，骑自行车和挤公共汽车下厂或外出办事是家常便饭，从社领导到行政工作人员，从总编辑到核红的校对，概莫能外。有时有急事或路程远，也只好向学校要车，或向人大社、科普社等兄弟出版社求援。
当时，北外的主管部门是外交部。1980年，社领导去找外交部沟通。正巧，外交部有一辆原准备送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吉普车，因为中越两国交战，没有送出。于是，外研社花了一万元把这辆车买下，初步缓解了出行的困难。这辆吉普车为外研社立下了汗马功劳，其间也曾遭遇过一些尴尬呢！1981年的某日，总编辑林学洪坐车去北京饭店拜访一位外国出版商，开近饭店时，保安人员愣是不让这辆车开上饭店门前的高坡。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事，当时的林总编连张名片都没有，陪同他一起会晤外国同行的年轻编辑李朋义临时起意，先用打字机在白纸上打好社名头衔和社址电话等，再手工把纸裁好然后贴在硬纸版上，为林学洪手工做了5张名片，这也是外研社创设之初向外界亮出的第一张名片。
《英语学习》，解决资金困难
外研社白手起家，一无资金，二无稿源。无奈之际，编辑部想到了《英语学习》。这本杂志创刊于1958年，由北外英语系的教师担任编辑，“文革”结束后复刊，和《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一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发行量高达80万。
于是，李松林代表外研社前往商务印书馆商谈，得到了对方的同情与支持。他们很痛快地将《英语学习》交由这家新社，但也额外提了一个条件，就是把不赚钱的《外语教学与研究》也交给外研社出版发行。本来外研社的班底就是《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编辑部，可想而知，这项“交易”顺利达成了。
根据合同规定，这两种期刊由商务印书馆转交外研社的初期，原来的印刷厂、发行的邮局、供给纸张的公司及指标等，一律不变。这就解决了大部分的难题。至于资金问题，《英语学习》每出一期要耗费5万元买纸。学院财务科大力支持，每月垫付了这些资金。出版三期后一经结算，外研社还清了15万元“外债”，还结余35万元。
这段时期，外研社还“救活”了《德语学习》与《当代苏联文学》。这两种刊物原由北外德语系和俄语系负责编辑，由学校印刷厂排印发行。但由于资金短缺，不能按时印发，订户纷纷向学校写信投诉。外研社赚钱之后，接过这两种刊物的出版事宜，帮学校解除了压力与危机。1980年7月，由出版社主办的内部刊物《课外学习》也由邮局公开发行。这本杂志由于其知识性与趣味性，被评为最受欢迎的五种杂志之一，发行量曾高达几十万册。
难关已过，曙光将至。从1980年开始，学校和社会向外研社送来大批书稿，出版业务渐渐步入正轨。建社最初五年，外研社共出书790种，发排10400万字。在勇于开拓、乐于奉献的外研社前辈们眼中，只要有书可出，有工作可做，人手缺乏、资金短缺、办公环境窘迫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凭借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的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为出版社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永恒的精神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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