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清代因明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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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明学是起源于古印度的逻辑学说，以佛家的相关理论最为绵密，故今人又称之为佛教逻辑。唐代高僧玄奘在印度那烂陀寺求学时，不仅对因明学进行了钻研，而且能熟练加以运用，因此屡挫外道。玄奘归国时，带回36部因明论著，除译出《因明入正理论》和《因明正理门论》外，还亲自为门下弟子讲授此学，由此开创了汉传因明学的历史。

    唐代因明学的研究最为兴盛，见诸记载的学者及著作有数十家之多。汉传因明学同时远播东域，如新罗僧人圆测、胜庄、道证、太贤等都是一代名家；而日本遣唐僧除了师从玄奘弟子窥基之学外，更是陆续将唐人的因明学著作尽数带回。但自宋代开始，随着法相唯识学的没落，汉传因明学研究趋于衰微。尤为严重的是，由于唐人著述在中土大量散逸，学者甚至已无法通读原典。明代学者对因明学虽有一定的研究，但已有摸象之憾。二十世纪初，日本藏经书院为编撰《卐续藏经》，函请金陵刻经处杨文会和各寺院提供古德著述，结果有关因明学的著作仅发现明代学者真界、王肯堂、明昱、智旭等所著数种，清代学者的著作则告阙如。因此，学术界一直认为因明学至清代已成绝学。

    近年来笔者陆续发现几部清代因明学著作，以及一批能够反映清代学者研究因明学的文献资料，足以改变学界的固有认知。华东师范大学姚南强教授曾在《中国因明学史》（郑堆主编）中对笔者的发现加以介绍，引起关注。兹不揣浅陋，略述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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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笔者的学生孙沛莹到杭州图书馆查阅资料，她知道笔者一直关注因明学文献的收集，所以热心地检索了因明学书目，并立刻发来照片。这些书目大多很常见，但其中一则编目信息让笔者感到有点意外，其云：“《因明后记》：三卷。著者：(清)吴树虚等辑。”书名与唐代学者智周所著相同，而且卷数也相同。但智周《因明后记》早就在中土亡逸，直至清末才由杨仁山从日本迎回，正式出版则更是迟至192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据《卍续藏经》影印。但此处著录的作者却是清人吴树虚，而这个名字又是如此陌生。到底是著录有误，还是明珠蒙尘？抑或是在杨文会之外还有其他学者从日本翻刻古德佚籍？同年4月初，笔者带着重重疑惑前往杭州，一探究竟。

    杭州图书馆的借阅手续极为便捷，即便是古籍，也可以不必大费周章，就能捧卷在手。根据牌记，这是一册道光刻本，刊于道光癸巳（1833）秋。卷首有作者自序，叙及撰述始末，云：“树虚统核诸说，观察诸论，从源涉流，臆见微有差别，笔注其旁，如萝附木。乃汇钞成文，名曰后记，谓后诸师而记其说也。不敢自信义成决定，唯愿质之宏法智人。乾隆十六年辛未仲冬，信三宝人吴树虚稽首说由绪竟。”由此可知，这是一部久已为学术界所忽略的清代因明学著作。书名之所以与智周所著相同，恐怕是因为智周之作在中土亡佚已久，不为后人所知，所以出现巧合。

    《因明后记》是对《因明入正理论》进行逐句疏解的一部著作。但此册仅释至“相违决定”，所以可以判断这只是一个残本，原书恐怕并非编目信息所显示的三卷，而应为六卷。虽说杭州图书馆所藏已非完璧，但这一发现仍足以让人大感兴奋，毕竟清代因明学的冰山一角已经浮现在了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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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明后记》卷首署名“杭州信三宝人吴树虚弃担甫，姑苏染香学人江了因手订”。吴树虚即吴颖芳(1702—1781)，字西林（又作西泠），因居钱塘临江乡，故自号临江乡人；后因信佛成为居士，又号树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卒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享年八十岁。少端重沉默，寡言笑。幼赴童子试，为吏所诃叱，引以为耻，曰：“是求荣而先辱也。”从此不复应举，一心问学，乃成一代硕学之士，后人将其与丁敬、金农、魏之琇、奚冈并称为西泠五布衣。龚自珍尝赞曰：“东城单照、吴树虚、龚唐而下，多悫行潜异之民，不泊没生死……里仁为美，吾里真仁哉！”（《曹尚志碣》）至于“弃担甫”，吴树虚《金松法师塔铭》有“树虚其名弃担甫”（《辩利院志》卷一）之语，可知为吴树虚之法名。

    吴树虚工诗文，与厉鹗交善，常在桑塍麦陇间互相辩难析义，并相与唱和，厉鄂以为“吾阅人已多，唯子始可与言诗”（《临江乡人诗集》自序）。两人交游唱和之作有很多保存至今，如厉鄂《樊榭山房集》有《同吴西林泛舟西溪看梅》、《同西林樱桃花下作》《吴西林城东看花遇大风戏为长歌》《同西林游水陆寺追和东坡先生韵》等诗作；吴树虚《临江乡人诗集》中亦存有多篇，《书樊榭看桃诗后》曰：“断水临村被锦帷，券台红上蒨罗枝。一篇重与扬名字，花柳城东庆得诗。”（《临江乡人诗集》卷三）他自认为生平踌躇满志之作无所得，但不忍虚弃，于是简择抄录旧作，成《临江乡人诗集》四卷。而删去者则不复存，是以生平所作诗文颇多散逸，清末同治年间有人辑其佚作，成《临江乡人集拾遗》一卷。

    吴树虚又善音律，以为诸儒于律管音调能致其说而不能习其器，俗工能习其器而不能得其说，遂考订源流，著《吹豳录》五十卷；又治金石小学，尊许慎之学，著《说文理董》四十卷、《说文理董后编》六卷；因《说文》而考订文字源流，分为六类：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著《文字源流》六卷；因六书而及音韵，以为不可执后人口音而证古音，著《音韵讨论》六卷；取钟鼎文字成篇可读者，论其前后倒互之例，著《金石文释》六卷；中年以后则以郑玄、王肃注经之苦心，用之佛典，著《成唯识论文释并记》十卷、《因明入正理论后记》六卷、《观所缘缘论释记》、《因明正理门论解》，此外还编有《大昭庆律寺志》十卷、《辩利院志》三卷等。

    临终前，吴树虚将生平所著分赠东城余庵莲印和西城慧安寺超尘。吴树虚生前仅有《临江乡人诗集》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刻（当归草堂刻本），有关佛学的著作大多由后人陆续募资刊刻，而有关文字训诂的著作则仅有抄本传世。

    吴树虚村居闭户而不求人知，但因其博闻硕学，精通内外典，声名曾远播海外，至晚年名声益盛。通政使雷宏视学两浙、武进人庄存与典试浙江，皆登门拜访，求所著书而去。乾隆四十四年（1779），王昶至钱塘，拟与王文治相携而访，因事未果；乾隆四十六年（1781）秋，王昶复至钱塘，可惜吴树虚已于年初辞世。王昶因此慨叹闻名四十年而不获见，于是应其门人项墉之请，为之作传（《春融堂集》卷六十五《吴西林先生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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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因明入正理论后记》作校订的江了因，笔者曾怀疑是江沅，因为江了因自称“染香学人”，而江沅之诗文集则冠以“染香盦”之名。但有关江沅的传记中并没有提及“了因”的字号，所以一直疑莫能定。后来读到高山杉《龚自珍助刊〈圆觉略疏〉的过程》一文，其中引述的一则史料令笔者释疑。钦嘉枚为江沅《入佛问答》（民国三年秋七月扬州藏经院刻本）所作跋文曰：“（江沅）又号韬庵，晚同觉阿出家，法名祖定，字了因，又自号秃居士云。”由此可知“了因”即江沅之字。此外还有一个间接证据。《圆觉经略疏》卷末有一则刻经刊记曰：“平江苾蒭明澈、邬波索迦了因、从闻，谨以彭二林居士所藏隆庆五年径山传衣庵本，及汪节安居士藏万历八年龙沙章江禅院刻本，复以《小钞》参详校定……”平江即吴县，苾蒭即比丘，邬波索迦即梵语居士之音译。了因、从闻的身份可从龚自珍《重刊圆觉经略疏后序》中得到证明，该序曰：“今先取《圆觉》契之，亦使学者先读是，次第寻求也。契之者谁？吴县贝居士墉也。助之喜与与其役者谁？吴县江居士沅及仁和龚自珍也。”由此可见，了因、从闻这两位吴县居士就是江沅和贝墉。

    江沅（1767——1838），字子兰,一字伯兰，号铁君、韬庵、秃居士，江苏吴县（今苏州）人；金坛段玉裁侨居苏州时,江沅出入其门数十年，又助其校刊《说文解字注》；道光十一年（1831），至常州天宁寺受菩萨戒；善书法，尤工小篆；著有《说文释例》二卷、《染香盦文集》二卷、《诗录》二卷、《词钞》二卷、《外集》一卷。江沅精通佛学，是著名居士彭绍升的弟子，嘉庆、道光年间，江沅与僧人明澈、居士贝墉等人一起研究佛学，在佛学领域有着较大影响，龚自珍信佛即源自于他的引导。朱绶《江沅传》曰：“道光辛卯，先生年六十五，受菩萨戒于常州天宁寺，乃衣僧衣，居浮屠氏舍。郡中有刊刻内典者，先生为之校勘，手写《华严》《法华》《棱严》诸经登版，三年而毕，自归于家，自号秃居士。”（《江先生诗古文词遗集》）因此，江沅手订《因明入正理论后记》的时间，应是在他居于天宁寺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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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图书馆所藏《因明入正理论后记》未见《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可能是残本的缘故。在笔者的学生常博睿帮助下，检索到大连图书馆藏有完整的六卷本。经查考，大连图书馆的这部《因明入正理论后记》颇有点来头。据《罗氏藏书目录》，罗振玉大云书库的藏书中有《因明入正理论后记》六卷。罗振玉是金石大家，对因明学并无涉猎，但他却特地购置此书，说明他凭借着深厚的版本目录学功力，敏锐地注意到了此书的价值。建国后，大云书库的藏书大多入藏大连图书馆。由此可知，大连图书馆的这部《因明入正理论后记》，即大云书库之旧物。此后，笔者检索到大英图书馆也藏有一部《因明入正理论后记》，而常博睿则又检索到台北的国立图书馆藏有一部抄本。

    台北的这部抄本在台湾善本古籍数位化工程中经过整理，数年前在网络平台上公布。或许是因明学素来乏人问津的缘故，其内容一直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该抄本之馆藏信息标注“清江沅批校”，但抄本中并无任何批校痕迹，说明馆藏方认为该抄本之底本即江沅手订之道光刻本。比勘刻本与抄本之异同，两者在正文内容上完全一致，区别在于科判内容有详略。科判是梳理佛经段落及章节层次的章句之学。《因明后记》之科判应为江沅所作，条分缕析，极为细致。如卷首科判曰：“甲，大分为二：初题目、次入文。乙，初又三：初题目、二论主、三译师。丙，初又五：初说‘因’字、次说‘明’字、三‘因明’合说、四说‘入正理’、五合说六字。丁，今初。”抄本对科判做了大幅省略，仅曰：“初说‘因’字。”抄录者显然对原著内容有所把握，所以能够自由删削科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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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明后记》的最大特点，是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着全面的掌握，并加以比较和引申。由于唐宋古疏在中土已大量散逸，吴树虚所能看到的前人注疏仅有《宗镜录》及明代学者的著述，但他对散见于佛典中的零星论述加以细心勾稽，故其引述之文献极为丰富。如《瑜伽师地论》《地持论》《阿毗达摩杂集论》护法《广百论释》《显扬论》《解密深经》等，可谓巨细靡遗。因此之故，吴树虚在缺乏师承的情况下，仍能独立开展研究。如在自悟与悟他的关系上，现代学者仍有认识模糊者，而吴树虚根据《地持论》指出：“三支立量，原以示人，若自已智明，何必申量晓己。一切经论，皆为悟他而成。”（《因明后记》卷一）也就是说因明学虽有自悟与悟他之功能，但立三支比量则纯粹是为了悟他。其说简洁明了，切中肯綮。

    传世的吴树虚因明学著作尚有《真唯识量质疑》与《真唯识量私解》两种（合刊一册，今藏南京图书馆；台北国立图书馆藏有抄本）。真唯识量是玄奘于戒日王举办无遮大会时所立，以唯识学说对小乘正量部提出驳难，结果会中无人敢撄其锋。但在玄奘身后，学者对真唯识量的认识逐渐产生分歧。宋代高僧延寿《宗镜录》曾经针对相关争议问题进行了分析，但吴树虚对其说并不表认同，所以他在《真唯识量质疑》中对延寿提出质疑。《真唯识量私解》则是吴树虚提出了自己对真唯识量的见解，其曰：“此量甚难作解，若依《宗镜》所录，随处皆增阻碍。思之思之，未能去怀。今私撰一解，录出如左……唯期得三藏法师本怀云尓。”

    吴树虚是清代的唯识大家，所著《成唯识论文释并记》深受后人推崇，王文治为此书作序曰：“此书一出，凡后来留心相宗者，获一莫大之津梁矣。”正是凭借着深厚的唯识学功底，吴树虚对因明学的研究超越了明代学者，其见解也有很多值得当代学者借鉴。

    在对吴树虚的生平及著作进行考证访求的过程中，笔者同时也发现了相当丰富的清代因明学文献。如清康熙年间慧善著有《因明入正理论略疏》（刻本似已无传，今仅见抄本，藏首都图书馆），其自序曰：“善幼入讲肆，询叩诸方，凡闻经中比量之说，如梦如醉，莫知所以。次入先师御翁之门，执卷请益，亲蒙指示，始知其式。遂搜诸疏，再四研穷，聊为私记，以备遗忘。席中诸子请予流通，故不获已而杂梓之。是说不敢叩诸大方，但与后学结般若缘，是以识其始末云尔。”由此可知，自明入清以后，因明学的传承并未中断。此外，有些学者虽然没有专著问世，但他们对因明学同样有着相当的造诣，如钱林、江沅等。假以时日，在充分挖掘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清代因明学的全貌当可呈现。当然，这有待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