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翻译为天职的张玉书先生

    张玉书先生一生做过许多开创性的事情：他是国际知名的日耳曼学者——海涅、席勒和茨威格专家；他是杰出的学术外交家，是推动中国日耳曼学界走向世界的重要推手；他是为人师表的教育家，桃李满天下，培养和激励了几代中国日耳曼学学者。但是，毫无疑问，他投入时间最长，花费精力最多的是德语文学翻译。据统计，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他发表了500万字的译著，主译和主编了《海涅文集》《席勒全集》以及不久前出版的《茨威格小说全集》。在中国，海涅等德语经典作家是和张玉书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翻译的海涅《诗歌集》《论浪漫派》《卢苔齐娅》，席勒的戏剧《强盗》《玛利亚·斯图亚特》《华伦斯坦》，斯蒂芬·茨威格的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传记《人类星光灿烂时》，已经成为德语文学名著的汉译经典。无数读者通过张玉书先生的译作认识了海涅、席勒和茨威格，以及德国著名女诗人安内特·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的诗歌，维也纳现代主义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的心理小说等，许多年轻学子因为张玉书先生的译著而走进了德语文学研究的大门。

    在他勤勉精进的一生中，可以说，是以翻译为天职，以译介德语文学为人生使命。正是因为以翻译为天职，张玉书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北大燕园学习时代开始，一直到耄耋之年，六十年来不辞辛劳、全身心地投身于中国德语文学的译介事业。如果不是对于这一事业怀抱有某种坚定的信仰，如果没有一种日月般的英雄气概与赤子之心，很难60年如一日地做到持之以恒。

    张玉书先生作为译者的60年，绝非一路坦途，无论在何种境遇中，始终秉持自己的使命：将德语文学中最能体现理想情操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译介给中国读者，为世风日下的时代提供一种道德高标。正如他的挚友、文革后第一任德国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埃尔文·魏克德（ErwinWickert）在为张先生七十大寿纪念论文集《有朋自远方来》所撰写的长篇导言中对他的评价：“张玉书先生是一位德国文化热烈的爱慕者，也是一位真挚的爱国主义者。他用德国经典作品的人性道德之美，来医治世道人心。”笔者是1995级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本科生，1999级硕士生，在张先生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聆听张先生教诲多年，在言谈话语、往来书信中能感到先生心中的热忱。凡论及时政、品评人物、阐发学理，总着眼于家国兴亡、善恶扬抑、大道存废，偶谈及不公之事，热忱便化为幽愤，指斥群邪若金刚怒目，大异日常的温文尔雅，此时真如子夏所言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张玉书先生的翻译之路

    张玉书先生2009年在《北大学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治学之道的文章，谦虚地题名为“却顾所来径”。今天回顾先生60年的翻译之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终于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正所谓：“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他的翻译之路或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入学北大后的学习时代、改革开放后的成就时期和退休后创办德语文学翻译年刊《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

    张玉书先生1953年考上北京大学，选择德语作为专业，是因为中学时期喜欢傅雷先生所译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主人公的原型是来自德国莱茵河畔的贝多芬。张先生所在的北京大学西语系1953级德语专业，培养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日耳曼学学者，毕业后入职全国各大高校，建设德语系，可以说，是他们塑造了德语文学译介在新中国的图谱。系主任冯至先生亲自出任一年级班主任，教授语法，田德望先生担任二至四年级班主任，德裔教授赵林克娣先生对同学们的学业和生活如慈母一般关怀备至，外教谭玛丽老师负责纠正语音。德语专业之外，朱光潜先生教英语翻译、俞大絪先生讲授英语教学，中文系肖雷南先生教授中文写作，大师们的学术成就和人品风骨对学生们影响至深。当时，班级中的学习风气非常浓厚，同学们只争朝夕、心无旁骛，得到一本花体字旧版《海涅诗集》，就如获至宝，纷纷传看，“半个班都在翻译海涅”。

    冯至先生是他走上翻译之路的引路人。1954年暑假，刚学了一年德语的张玉书译完了海涅的抒情诗集《抒情的插曲》，兴致勃勃地交给冯至先生，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流畅有余，含蓄不足”。——这句话让他定下心来，潜心学习，全面锻炼自己的德语能力。1957年毕业后留在北大，教学之余，继续孜孜以求，日有所进。他在专业上的专研精神得到了冯至先生的支持，还把自己留学海德堡大学时的拉丁文课本送给他。1963年，冯至先生推荐他翻译《歌德与艾克曼谈话录》，发表在《世界文学》上，这是他第一次译文发表。冯先生后来又将他引荐给李健吾先生，为《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翻译了席勒的美学论文，莱辛的《论寓言》和海涅的《论浪漫派》。1986年，也就是先生第一次翻译海涅诗歌的32年后，冯至先生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推荐他主编四卷本的《海涅文集》。

    回忆起那段物质清贫的时光，先生的文字里始终洋溢着精神的乐观和自由，只怨时间太少，并无凄切颓唐之感。他在《学习外语六十年》里写道：白天忙于各种事务，利用清晨拂晓前的两个小时，提高外语，练习翻译。他利用各种条件学习外语：跟随李赋宁先生学拉丁文，与同窗好友、法语专业的罗新璋先生交换学习法语，用字典自学意大利语，翻译了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的意大利语文学脚本，发表在《音乐艺术》上。这种对于知识的执着源自于“以翻译为天职”的信念，支持张老师在不安的岁月里沉潜于学问，一旦条件合宜，就会燃烧起理想主义的热火。

    1977年恢复高考，大学里开始恢复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1985年，张玉书先生被国务院特批为博士生导师。新形势下，除了教学和翻译之外有加强科研的需要。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发表了先生的论文集《海涅·席勒·茨威格》。前言《匆忙的回顾》中有这样一段话：

    “研究德国文学的人心情都很矛盾：想评论一些作家，可是这些作家还介绍不多，或者根本没有介绍过来。这样,写评论就不可能在广大读者中得到反响。于是就想翻译这些作家的作品，然后再来评论，可是翻译是另外一门学问，会写文章未必就能翻译。再说,翻译一部巨著,旷日持久,就不可能有很多时间来写评论。于是,痛感分身无术，左右为难，也痛恨年华流逝，岁月蹉跎。”

    这段话让很多外语专业的学者产生共鸣，也是先生对个人乃至整个外语专业的学术路径的反思。从1977年直到2005年退休，近30年里，先生的学术研究皆是基于翻译的基础上展开，用力最勤，感悟最深的研究对象也是他翻译最多的三个作家：海涅、席勒和茨威格。这也是最能引起他精神共鸣的三位作家。他始终坚持认为，以外语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必须具备三种能力：翻译，科研和教学。论重要性，翻译应该放在第一位。翻译好的外国作品，不仅能够开启民智，传播知识，对于汉语本身的发展，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1979年，张玉书先生将文革前就已经译成的海涅的《论浪漫派》和《诗歌集》修改，增添了大量研究型注释，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反响强烈，成为先生最著名的译文之一，深受几代读书人的推崇和喜爱。海涅的《论浪漫派》以诗人的笔触，论述德语文学的发展，介绍各派作家的特点：观点犀利独到，文字劲健潇洒，读来酣畅淋漓。《诗歌集》自然质朴、诗意浓郁，哀而不伤，艳而不俗。先生的译笔完美再现了海涅作为诗人和批评家的两种文字风格。1986年，四卷本《海涅文集》出版。先生翻译的海涅，无异于一种镜鉴，鼓舞人们净化文风，重新认识汉字之美。

    席勒所讴歌的古典人文主义理想，他富有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让先生产生了共鸣。2005年，他主译和主编的《席勒文集》六卷本发表。他的初衷便在于，要用席勒剧中人物的理想主义来对抗当今物欲横流的败坏世风。2005年《席勒文集》发布会和席勒国际研讨会召开，德国著名学者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Lepenies）出席并在德国《世界报》上撰文《席勒和海涅怎样影响现代中国》，感叹张玉书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日耳曼学者所进行的翻译事业带来的影响：“谁今天若要对德国文化的价值作出评判，得去中国，在那里，人们对德国古典精神的热情令人印象深刻，而我们德国人已经将之遗忘。”

    斯蒂芬·茨威格作品中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浓郁的诗意，也是张老师选择茨威格的原因。长期以来茨威格在西方学界中被边缘化，很多德国同行认为茨威格是个只会风花雪月的通俗作家。先生并不以为然，始终认为中国的茨威格热证明了茨威格作品的价值，并根据自己多年教学和研究，撰写了《茨威格评传》，对茨威格做出全面评价，并翻译了《约瑟夫·富歇——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良心反抗暴力》等作品，意图加深人们对这位人道主义斗士的认识，纠正偏见。2012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茨威格学术作品研讨会上，国际茨威格协会主席霍尔（HildemarHoll）参加，为中国茨威格翻译和研究的深入而全面感到震撼。

    张玉书先生是译者，也是师者。笔者在北大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求学，亲历先生为学生批改译稿，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在他的指导下，笔者所在的99级德语硕士班共同翻译了茨威格的《罗曼·罗兰传》，后在华夏出版社出版。2004年张玉书先生从北大退休，他没有选择去过安逸平静的退休生活，或是专注于个人的学术和翻译工作，汲汲于个人的成就，而是不辞辛劳，凝聚一众志同道合者之力，先后在1999年和2006年创办了《文学之路》和《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两本学术和翻译年刊。显然，张老师在意的首先不是个人作为翻译家的名誉，他思考的是，如何将中国日耳曼学的成果带向世界，确立现代中国日耳曼学的文化主体地位，并为世界同行提供独特而丰富的中国观念，而这一过程离不开翻译。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代人有幸在前辈开拓的基础上，在日耳曼学的科研方面充当筑路者，建造了两条‘文学之路’——新时代的丝绸之路。这两份中国日耳曼年刊，使我有机会把我个人有限的精力融入到中国日耳曼学广大学者群无限的能量和精力之中，我感到非常快慰。”

    《文学之路》是中国学界的首部德语学术刊物，发表德语学术论文，增强了中国日耳曼学者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德语文学和文学批评》为汉语世界首部系统译介德语文学的专业年刊，用来支持和鼓励德语文学翻译和研究，培养中青年译者。这两本学术刊物成长的20年，大力推动并见证了中国日耳曼学界的成长和壮大，从这个平台上走出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和译者，并促成了2015年国际日耳曼学大会首次在中国上海举行。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先生依然坚持每日的翻译工作，保持着很高的产出量，先后完成了几部大部头的茨威格传记，《巴尔扎克传》《昨日世界》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传》。他在给笔者的邮件中写道：“我并不怎么在乎病情的发展，工作是最重要的，没有工作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2017年的《文学之路》年会，是《文学之路》成立18周年。这次《文学之路》的成年礼，成为了有一百多位青年日耳曼学者参加的盛会。满头银发的张玉书先生依然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出席茨威格传记《玛丽·安托瓦内特传》发行式，现场掌声如雷。

    张玉书先生60年的翻译实践，形成了自己的翻译理念。他认为：

    第一，译者要有敏锐的领悟能力，相当的修养识见，去体会原作的艺术境界。比如，他形容海涅的诗歌“佻达轻快”，席勒的《华伦斯坦》“凝重庄严”，茨威格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浓重的诗意”。“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如何将作家作品的神韵用译笔传递出来，绝非易事。正如张先生崇拜的傅雷先生认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所谓传神，就是传原文的精神，透过字面，把字里行间的意蕴曲达以出。而要达到这一点，前提是彻底理解原作，深切领悟作家风格。

    第二，好的译者须努力提高汉语水平，尤其要认真学习凝练的古代文学。先生在译海涅的诗歌时，用唐诗宋词来培养良好的语感，译席勒的戏剧时，为了表达庄严的气势，每次在翻译前，阅读古典小说，以找到合适的语感和恰当的语气。

    第三，先生回忆初学翻译时，常常拘泥不化，受拘于原文的句式。他提出，好的译者，应该擅于进行“形象思维”，把同样的内容，用汉语表达出来，同时顾及汉语的特点。这种说法，几近于钱钟书先生在1964年发表的《林纾的翻译》一文里中提出的文学翻译的“化境说”，即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来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张玉书先生的译笔已经臻于化境，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如傅雷所说，“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是原作的投胎转世（thetransmigrationof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质依然故我。”当读者阅读《论浪漫派》时，会感觉不像是在读译文，而是海涅化身张玉书先生所进行的中文写作。

    2019年1月5日，张玉书先生驾鹤西归，离开了他挚爱并为之奋斗终生的中国日耳曼学事业。先生辞世的消息传出，同事、朋友、学生，读者，以及各大媒体纷纷发文纪念这位杰出的德语文学翻译家和教育家。在他病重住院期间，笔者前去探望，提到在笔者的德语文学史课堂上，学生正在读海涅的《论浪漫派》，年轻学子在毕业论文后记里感谢张玉书先生译著的引导，北大德国研究中心正在进行一项跨学科的德国浪漫派研究，他深感欣慰。

    张玉书先生，这位以译介德语文学为天职的卓越译者，用他一生的努力阐释了译者的使命何在，他的译著和精神继续滋养我们，引领我们，激励我们。张玉书先生，永在光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