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府前街》创作手记：兴衰荣辱，造一座1938年到1954年的开封城

    ■对一个城市而言，不到二十年的时光里，几乎将它千百年历史中所有的兴衰荣辱，全都经历了一遍，这该是何等绵密、波澜、动人的历史。

    ■让当下的读者读到真实可信的七十年前的故事，就必须把这座城的基座打结实。这是一个漫长的、除了下笨功夫之外别无选择的工程。而呈现在小说中的，不过10%而已，换言之，90%的心血和考据，是读者永远看不到的。

    开封距离郑州很近，从我的住所到开封省府前街，六十公里露头，开车一个半小时，骑车五个小时。最近这些年，这条名为“郑开大道”的路我不知走了多少次。路尽头的那座城，一千年前是大宋的都城，六十五年前是河南的省会，现在，那里只是一座城，全国293个地级市中的一个。

    打动一个写作者的，往往是一句话，一件事，一个人。这样的打动通常会在作家心里盘亘良久，像老牛卧地，不时反刍，最终溶于血脉，消化进四肢百骸。但这一次不同，打动我的是一座城。这样的打动是反刍不得的，因为它森然耸立在面前，如山，如海，如雾，它不会向你走来，只能你走进它的深处。所谓“城不过来，我就过去”，可即便能过来，要想进入，也得靠自己的双腿和双脚。

    想进入这座城，是个悠长的过程。我尊敬的李佩甫老师说过，小说要养一养，不着急写，养大了再写。《省府前街》这个小说养了好多年。既然我不着急写，它也就不着急长，就这么两两相望，我养它长。养一部长篇小说是很艰难的事情，不比养孩子轻松。在这个悠长的过程中，我先做了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在我的脑海中，建上一座城。准确地说，建了一座1938年到1954年的开封城。

    1938年，开封沦陷，花园口决堤，中日两国军队隔黄泛区对峙经年；1944年，豫湘桂会战，河南几乎全境沦陷；1945年，抗战胜利，开封光复；1948年，开封解放，成为关内第一个获得解放的省会城市；1954年，省会迁郑，河南省委、省政府迁往郑州。对一个城市而言，不到二十年的时光里，几乎将它千百年历史中所有的兴衰荣辱，全都经历了一遍，这该是何等绵密、波澜、动人的历史。而这段历史的圆心，则是整整七十年前，新中国成立。一个旧政权的退场，一个新政权的成立，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天翻地覆的事。在这样天翻地覆的公共事件里，在挣扎与蜕变、嬗变与坚守、惶惑与新生中的这座城池，是我最渴望进入的场域。

    建这座城，并不容易；建一座那个年代的城，更为不易。但建不起来，就更谈不上进入。这是一切的基础。而这个基础的基础，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后这十几年里，作为中原核心的开封城，究竟充盈着何样的气氛，究竟跳动着何样的脉搏。于是我找到了这样一段话：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它是谁？是开封，是河南，更是中国。我要建的这座开封城，是即将到来的航船，是喷薄欲出的朝日，是快要成熟的婴儿。这座城，这座城里的人，都在朝这样的未来不可逆转地行进着。当我看到这样的场面时，有个声音悄然而至：可以开工了。

    开工不是动笔。这是不折不扣的开工。在动笔之前，我得一砖一瓦，把开封城搭建在我脑海里。我必须清楚地知道，城里有几座戏院，戏单怎么写，海报怎么画；我也必须清楚地知道，哪条街上有哪个衙门机关，机关里有哪些科室部门；城里各色人等聚会，一般喝什么酒，拿什么下酒，聊什么话题；太太小姐们在哪个铺子做衣服，从哪个洋行买化妆品，打麻将有什么规矩；青年们追什么电影明星，看什么流行杂志，读什么国内外小说；我甚至需要知道，从这家门里出来，走上多长时间，能到那户门前，要经过什么路、什么街、什么巷子，能顺便买什么样的点心、礼物，哪里小偷多，得留点神——我像个强迫症患者，看着千辛万苦淘到的老开封地图，一看就是半天，边看边想，看是真看，想是真想。有时光看跟想还没用，还得出门上路，跑到开封城里，踩到实实在在的土地上，隔三岔五就会去一次，用脚步丈量，再把丈量出的分寸感一点点添砖加瓦，继续筑城。

    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我变成了一个考据癖成瘾的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我太想做到一点，那就是我所用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地名、每一处建筑，甚至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都有其出处，经得起实证主义者推敲。我需要再三确认无误——1938年的沈奕雯从省府前街沈宅出来，到北土街三九四号去，要向东经寺后街、鼓楼街到南土街，再向北到北土街，这段路步行要多长时间，开车要多长时间，会不会有地方让她稍稍停留，会不会中途遛个弯、买点什么；1949年住在省府前街沈宅的几个房客一早上班，有的要去乐观街的开封市委，有的要去裴场公胡同的黄河修防处，有的要去南关的火车站，有的要去北土街的市政府，有的要去自由路的市工会，还有的要去磨盘街的市文教局，他们出了门要怎么走，想追求沈奕雯的三个小伙子若想拦住她表白，会选择在什么地方——在小说里，这些人可能永远不会这么做，但我却不能不替他们想。我很清楚，像这样毫无用处的想象，占据了筑城中90%的砖瓦建材，而呈现在小说中的，不过10%而已，换言之，90%的心血和考据，是读者永远看不到的。不过我也很清楚，如果没有这毫无用处的90%，就不会有其余的10%，更不会有这部小说。我们看到的永远是世界的一部分，没有看到的另一部分始终存在，世界如此，开封城也是如此。

    我之所以这般不辞其劳地筑城，为的只是一个契约。这个契约是写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这个契约意义重大，有关于小说的本质，也就是虚构。而虚构的终极目的是真实、可信。福柯曾经说过，“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我讲述故事的年代是当下，而故事讲述的年代却是七十年前，让当下的读者读到真实可信的七十年前的故事，就必须把这座城的基座打结实。这是一个漫长的、除了下笨功夫之外别无选择的工程。面对这个工程，只能正面强攻，无法迂回讨巧，任何试图“四两拨千斤”的举动都会导致可笑和后悔。我进行“正面强攻”的勇气和底气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多年来积累的图书资料，我书桌旁有个四层的移动书架，装满了有关河南、开封的文史志书，图文资料，硕博论文；另一个是田野调查，幸得开封与郑州近在咫尺，可以随时说走就走，实地丈量。

    小说是最吃细节的文体。情节好编，细节难凑。细节就是一砖一瓦，就是支撑历史本来的市井烟火，就是充满褶皱的、毛茸茸的生活。小说固然是虚构的，但历史事件、真实人物、用度器具、饮食男女、世情秩序，都要经得起推敲、考据和调查，这些都是细节。细节真实了，在其上滋生的行为逻辑、人情事理、言谈举止，就都真实了。如果一个写作者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细节真实），那么即便是他在“胡编乱造”（虚构），也是真实可信的。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对创作而言，或许是灾难性的事情。

    故事有了，如何去讲它，而且要讲好，这是门大学问。以我对长篇小说浅显的理解，结构关乎命运。中国的长篇小说不缺故事、情节和人物，弥足珍贵的是那一口真气，以及从源源不断的真气中蓬勃丰沛的创造力。我想，结构应该是这口真气的载体和熔炉。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日本作家远藤周作，他的《沉默》是我尤为关注和解读的文本。从这部小说中，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也逐步确定了《省府前街》的结构、视角和节奏。

    这对我来说是个挑战，也是冒险。我想任何一个职业的从业者，选择突破自己已有的舒适区，去做没有多大把握、充满了风险的尝试，都是很艰难的决定。

    具体到小说中，将外在材料转纳为内在体验，并以文学创作的结果面对读者，每个作家都会有自己熟悉的做法，久而久之，形成了所谓的“风格”。在我的概念里，“风格”其实就是“舒适区”的另一种称呼。舒适区是需要突破的，需要背叛的。唯有如此，或许可以激发出某些意想不到的敏感和创造力。所以在《省府前街》中，我尝试加入了“书信”这一文体。书信是带有强烈主观性的笔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屏蔽写作者的介入感，直接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中。书信体是长篇小说中最常见的做法之一，我有意识地将常规叙事结构中的一部分功能剥离掉，在书信中以亲历者的视角予以还原、解密、反转，以求增加叙事空间和层累的维度。我渴望在多维度的叙事中来回往复，章节之间相互独立又暗暗勾连，在共时性和历时性上达到某种程度的契合。

    在小说中，我还试图赋予“书信”和“叙述”这两种文体不同的语感，予以明确两者的边界，以求在历史背景和时代意蕴上实现对话的意义。沈奕雯是常规叙述中的核心，赵贻海则是书信中的核心。前者从旧政权走到新政权，场域在开封；后者从旧政权逃离到海外，场域在香港。人物、场域、经历截然不同，又相互补充，将留下来的人与逃离的人，建设者与局外者，新生者与沦落者，用复调的结构呈现出来，而在这一复调的多维度背后进行对话和对照的，是站起来的新中国与殖民地的香港。这就是我在这部小说中的努力之处——写作一个跟自己以往的结构不同的新结构，对自己的突破和背叛。

    写作是从2016年开始的。差不多两年时间，锱铢积累地完成了。写作的艰难困顿自不待言，得以坚持下来，是写作者的本分。定稿之后，一直没有勇气回头再看，等拿到样书，翻开去读，却是无比的陌生。那座城，那些人，那些事，跟我似乎完全没有关系，城也好，人也罢，都有其自己的运命，这些也跟我毫无关系。从1938年到1954年，开封城里发生了好多事，中国也发生了好多事，这些事跨越山和大海，一直影响到今天。写这段历史的作家很多，作品也不少，我只是其中一个。前辈作家们生活阅历、人生体验和笔力技术都足够，故而我辈作家中，愿意写这段饱含社会风云、政治跌宕、历史错综的岁月的同行，终究还是较少，久而久之，竟仿佛成了前辈作家无形的专利，后辈作家有意的回避。不过我看来，却觉得至少可以写一写那时的青年，跟我一个年纪的群落。在2018年全国青创会上，我的老师杨庆祥在演讲中说：“众所周知，自现代以来，青年就不仅仅是一个生理学的概念，它更指向一种热烈的青春气质和丰沛的创造性力量。青年写作的图景，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字的自动表达，而更是一种心灵形式和历史形式，就前者而言，它‘内图个性之发展’，就后者而言，它‘外图贡献于群’。这两者的综合，奠定了整个中国现代写作的起源和经典谱系，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赵树理、孙犁、柳青、路遥、汪曾祺，这些卓越的创造者正是以一种深刻的‘青春性’从历史中获得了形式，并将精神性的光谱，折射进推动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美学构造的实践行为中去。由此，写作不仅仅是在解释和想象世界，同时也在改造和建设世界。”现在，我每每在夜深人静时进入那座城池之际，就会想到庆祥老师这段话，就会意识到这部名为《省府前街》的小说，正是将七十年前那群青年身上的“青春性”，与七十年后的青年身上的“青春性”串联贯通在一起，就会无比清晰地感觉到，那段岁月理应也必须有不同方式的呈现，题材、思想、写法，理应也必须有“青春性”的介入和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