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串起一部北京城市史

    北京，在15世纪初被永乐皇帝选为明朝的政府所在地。从此，历经六百余年，这座城市始终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17世纪中期，清初统治者命令士兵及其家眷迁入北京，并重新安置汉人的居住区，这在北京城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改变。经历了明清两代，北京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样貌的雏形。

    如果要写一部明清两代的北京史，应该怎样写？选择什么样的切入点，才能串起五百年纷繁复杂的北京城市史的方方面面？写一部城市史，很多人会从经济发展或者政治变迁的角度切入，比如罗威廉（WilliamRowe）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戴德安（DonaldDeGlopper）的《鹿港：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区》、鲍德威（DavidD.Buck）的《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等均是如此。而韩书瑞教授“意外地”选择了寺院（Tem⁃ples）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完成了这部近百万字的《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1400—1900）》（Peking: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她说：“我一直比较关注宗教和中国社会的关系。为了研究‘进香’，我就开始和妙峰山、和北京的历史发生关系。我觉得宗教现象不仅在农村有，在城里也有，所以我就开始搜集北京的相关资料。……这样，我就很随意地选了北京，北京的庙宇，作为重点考察对象。……我到北京图书馆问，听说你们这里有一些北京庙宇的卡片，有目录吗？他们说有卡片目录。我说在哪个抽屉，他们说这些抽屉都是。我吓了一跳，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可以写这本书。这是数量可观的庙宇碑文，就是那些支持或捐钱给这些庙宇的人留下的碑文。很有意思，非常有用，但从来没有人用过。”（周武：《用新史料讲新故事——韩书瑞教授访谈录》，载《史林》，2005（6））

    事实上，作者选择从寺院入手，也并非偶然。她在序言中说，“因为寺院的空间是自然的和社会的，是没有被宗族或国家所控制的少数场所，我把它们作为我进入北京社会的切入点”。明清时期，北京是从皇家至平民的各色人群共同的生活空间。在传统的家和国之外，能够把各个阶层联系起来的，必定是全部公众都需要在此活动的一个公共空间，比如公园、动物园、剧院、茶馆等等。但是，那时候，中国城市的公共空间非常有限，远不如同时期的欧洲和北美发达，而寺院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城市生活的中心，除宗教职能外，它还扮演了救济院、市场、图书馆、社交场所、旅游点等角色。这也是本书中译本书名定为《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1400—1900）》的原因。

    从寺院切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明清时期，北京的寺院数量庞大且不断增长。书中说：“从1400年到1900年，北京包括郊区在内有档案记载的寺院超过2500座。……这些数字过低，完整的数字可能至少要多出三分之一。”作者在书中探讨了寺院的各种职能及相关的一系列活动，展示了“寺院如何成为社区建设和身份界定的活动中心”，“对于每项活动，寺院被注入各种私人和非私人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决定性地形成了北京的社会和文化”。本书所说的“寺院”（tem⁃ples），并非狭义的佛教寺庙，而是泛指各类宗教信仰的活动场所。

    作者在序言中说到本书的三大主旨，一是“希望证明北京很适合探究城市生活中的宗教动态”，二是对明代和清代是无缝延续的这种假说提出质疑，三是概述中国在近代早期（earlymodern）的新发展，尤其是“19世纪建立起来的新机构和动员习性”，及其在20世纪前半期的延续和影响。

    全书的结构非常简明，分为三个部分，十六章。第一部分（第一章到第三章）：北京及其寺院。总括性地介绍了15世纪初起北京的建置，通过城墙和城门、四周山脉和水道的情况说明了北京的城市范围和地理条件。将北京的寺院作为一个整体介绍了基本情况，包括建筑、神灵和僧侣，以及寺院作为社区活动中心的相关情况，包括赞助人、寺院资产和人们在此进行的公共活动。

    第二部分（第四章到第八章）：明代的北京。讲述了明初建设北京城的历史，皇家与北京寺院各个方面的关系，各类城市群体与寺院的关系，明末各种寺院相关活动的发展和地位，与寺院相关的风景名胜和节庆民俗，等等。作者认为，明代的北京，是又不只是皇家的北京，它是明帝国的行政中心，也是一座旅游城市，人们能够在此体验全国性的节日。北京这些不同身份的形成过程中，寺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部分（第九章到第十六章）：清代的北京。讲述了明清朝代更迭之际，北京城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各方面的变化，及由此造成的城市规划的变迁，清代对北京城的管理和皇家与寺院的关系，满汉融合的过程，清代北京的名胜，各类宗教团体及其活动，私人创建寺院的目的和相关情况，寺院的公共功能。作者对与寺院相关的城市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和剖析，关于寺院各个方面的功能都有详细论述。

    本书最重要的成果是以寺院为基础，研究明清时期的宗教风俗活动，由此厘清北京城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群是怎样逐渐融合、并形成城市认同的。作者认为，到1600年，北京已经形成了浓烈的文化特色，并且，“数万的人游历或寄居在此，或许有一百万人把北京称作家”，这座城市的不同人群到此时已经形成了城市认同。清朝占领北京后，重新规划城市，强迫人们搬迁，人为地将城市分割成旗人和汉人相对独立的聚居区。这种隔离的状况迫使北京的身份需要重新被思考。经过17、18世纪的调整，旗人和汉人适应了他们的新家园，“分隔开的人口开始混合，在皇家范围之外的生活发展出自己的文化和完整性”。

    韩书瑞教授说：“历史就是讲故事，把故事讲好，讲得精彩，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北京：公共空间与城市生活（1400—1900）》这部书，以北京为主人公，为我们讲述了一段盛大、起伏、丰富、精彩的历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