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海零缣》的价值

    作为祖国的西部边疆，因自然地理环境，新疆富涵别具个性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地处亚欧大陆板块腹地，在十分久长的时段内，曾有太多肤色不同、语言各异、经济生活有别、人数多少不等的民族，在这里驻足，或以之为陆桥，东走西行。他们相遇、接触、交流，不可避免存在的不同利益追求，自然又会引发矛盾甚至冲突。但最后，又总会在融合之中前行，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一。第二，东亚大地的华夏文明，其影响很早就已进抵新疆，远及南西伯利亚、中亚、西亚和南亚，虽未见于汉文文献记录，但考古遗存确已揭明过这一事实。性质类同，方向相反，西部欧亚世界古代文明走向东亚，同样可以在新疆大地的古代遗存中见到消息。托新疆大地极度干燥之福，在新疆、尤其是南部瀚海绿洲，保留了这一类它处难求的历史文化鳞爪。这类历史文化中十分残碎、难成规模、不成系统的文物，极为珍贵。千差万别的社会历史，在其流逝的过程中，进入并得以保存地下的物质资料，只会是极少；在诸多偶然机缘下，遇到了考古学家的手铲、现身在世人面前，更是少数中之少数。这少之又少的鳞爪，获得准确识别，呈现特定的历史文化枝叶，需要热爱这片土地、相关历史文化的研究者艰苦的工作，才有可能完成一系列蜕变、演化，腐朽方可成神奇。

    因此，研究新疆，准确认识新疆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十分宏大的文化工程。它要求研究者具有广阔的视野，有超过常人的多种语言、文字知识；要求研究者有多种相关学科的文化素养……尤其，最重要的一点，研究者得有对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他们的历史文化深层的爱的感情，这才可以在遇到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时，仍能坚持前行。玉麒在新疆生活、工作的时日不算太长，但对新疆这片土地，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有十分深厚的感情。他在研究工作中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之外，在诸多具体研究背后满溢着温暖的人文主义情怀，更让人难忘。这应该是研究新疆人、事、历史文化很重要的一种素养。

    说玉麒热爱新疆这方水土，绝不是随便的溢美之词。这方面留给我的印象不少，只说近年相当深刻、关于黄文弼先生的一件事。在我几十年新疆考古的生涯中，曾听到不在少数的对黄文弼先生新疆考古事业十分偏颇的评论，都是忘却黄先生当年工作的具体环境，忘却他只身孤影在沙海、戈壁中苦苦前行，与“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华民族西来说”等为殖民主义张目的谬论相抗争，为维护国家主权、利益而奋力拼搏的时代背景。玉麒自然也是注意到这些现象、挺身而出为其正名的一员。

    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中国大地上展开过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是与黄文弼、与中国学术界、也与新疆发生过密切关联的一件事。它的出现、展开、完成，有许多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地方。比如，认识中国的西部山川、地理、水文、气象，甚至历史、考古，当年以斯文·赫定为核心的瑞典、德国学者，竟有超过中国学界的关注度。仅仅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现象。当年的中国，积贫积弱；面对西方列强之侵凌，危难重重。在风雨如晦的时代，如何应对这一涉及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经济文化权益的大事，当年的政府真是软弱无力的。真正有力应对了这一挑战的，是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有国际眼光、有社会责任心，也有危机感；他们不惧挑战，敢于坚持国家、民族权益，也能睿智地因势而动、机智应对，既选拔优秀青年、藉机培养国家需要的科技人才，也因势完成我们自己本该做、过去未能做、现在可以争取做一点的利国利民的事情！真可谓是“铁肩担道义”！对近百年前曾经在中国西北、更多与新疆关联的这件事，是一件不该、不能淡忘，而应该认真、深入思考的大事，是一篇应该写、也可以大写的好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家慢慢淡忘的时候，玉麒在行脚瀚海、沉思往昔时，他想到了！今天已经耸立在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校园内的“黄文弼中心”、“黄文弼图书馆”，以及由黄氏切入、在2013年于新疆师范大学成功召开了的“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与此相关、很好完成了的、书写在新疆大地上的一篇好文章。这篇文章，引发过我国西北边疆、内地，甚至国际相关学人的关注，取得了很好的思想、文化教益。这些教益，仍然在、并且将继续发挥其影响。完成这篇文章，是新时代下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但这篇文章的发轫、展开、完成，诸多环节，确实是与玉麒密切关联的。没有他最初的思考，认真的组织、布局，一点点细致铺展，这篇文章是难以完成的。其背后的动力，是对新疆的关心、爱心，对认识新疆历史文化不变的初心。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瀚海零缣》，是作者在近二十年里戈壁、瀚海行脚时，认真思考过、完成了的部分文字的结集。看似无序，但实际也有内在关联。它们都是新疆历史进程中曾经存在、应该关注的一些历史的细节；一些问题，还是近年新疆历史、考古、思想文化界正在关注、讨论的问题。稍不同的，是《瀚海零缣》再次提及、剖析，有了更开阔的视野，吸纳了新出土的有关资料，展开了更严谨的分析。如《周书·异域·高昌传》中提到的“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子弟，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说，是学习、研究高昌历史的学人都会注意到、且人人都读过不止一次的，而《瀚海零缣》就觅得了“不必皆为胡语”的新意。阅读吐鲁番出土古文献，对唐代西州学童以稚拙笔法完成、而又有幸留存至今的许多习字纸，是见得不少的。部分断纸残页上仅存的聊聊不足十字，却被他追寻到了李隆基《初入秦川路逢寒食》诗作的消息；又从抄纸不同、字虽稚拙却又“力求工整”，捕捉到了作为李唐王朝最高统治者在边裔新疆也同样被顶礼膜拜，感受到了唐代文化、政治价值观在边远西州同样被深深接受的文化图景。这自然要求作者丰富的学科专业素养，更需要十分认真、细致深究的态度，不然，其真相是很难被捕捉并清楚揭示的。

    这方面，最值得我们关注、思考的一点，是《瀚海零缣》中对“李崇之印”的考辨。它涉及的其实不只是对一方印文的考释，更是对一种浮躁学风的批评。将“李忠之印信”释为“李崇之印信”，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相当数量涉及新疆历史的专著、专文中引用，是可以也应该进一步思考的现象。近百年前采集的一方汉印，印文确已比较漫漶，小篆中“崇”、“忠”字形也相近，这些都可以成为将“忠”误读为“崇”的理由。但真正导致大量重要著述、不少文章未加深究而径作“李崇之印”使用，最重要一点，还是在于“李崇”毕竟是西汉最后一任“西域都护”，史籍有文，通过“李崇”，可以在西域历史、两汉统治西域的故实中引发更多联想，于是就因循旧说，不认真细究印文这一浮躁学风存在关联的。这自然是必须予以挞伐、批判的风气。此风不清，会难以走近更真实的历史，背离了研究的初衷。笔者在主编《新疆历史文物》时，也有过这一错失。玉麒不为这一失误讳言，细想，更为他的认真感动。一种健康的学风，会助益研究的进步。这种既严肃、又平实的分析，为历史文化研究注入新风，不仅在新疆历史研究界、而且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都是很需要的。

    《瀚海零缣》中的文字，朴素、平实，但深一层认识、细想，却能感受到平实、朴素文字背后饱含炽热的激情。书中涉及乾嘉以来不少与边疆相关的人士，如纪昀、松筠、徐松、魏源到王树枬等等，都是有思想、有影响、有种种故事的人。他们对汉碑、唐刻的访求，背后是对开拓边疆历史的关心，有着唤起人们关注边疆危殆命运的忧愁。这里，我只想着重说说李晋年，一位人们并不怎么熟悉的旧文人、小官员。他出生在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民国时期，新疆政治舞台上，还可以见到他的身影，在镇西（巴里坤）、巴楚、沙雅、墨玉等地主持过县政，参与编纂过《新疆图志》。玉麒有心，在日本访学，细察汉和堂主人陆宗润收藏之《裴岑碑》旧拓题跋中，发现了李晋年。继后，又在《北凉写经残卷》《刘平国碑》拓片、《镇西厅乡土志》中觅得李晋年的消息，也是一位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西域大地的文人。所任官职不算高，但真办过不少实在事，如任职巴里坤时，利用龙王庙办过“官立第二简易识字学塾”，利用民房办过“官立第三简易识字学塾”；办学堂，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这不大的好事，社会没有忘记。“辛亥革命前后，巴里坤民变，群推已经卸任的李晋年担任同知安抚大局”。民变——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使得现任官员已无法控制局面，要请已离任的李晋年出面收拾大局，这自然表明李晋年在当时巴里坤的口碑，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还是不错的。引了这么多大家可以在《瀚海零缣》中见到的资料，是想说明：玉麒在这里，已从碑石资料的追求中，走进了李晋年的生活、历史，倾注了他深深的感情。

    而且不止于此，他还在继后的文字中，轻轻一笔，看似不经意地点出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已故西域研究专家李征（1927-1989）即其哲嗣”，让我这个在新疆考古所工作过40年、与李征有相当过从的考古人，无法不深感其别有一番情意在心头了！平日过从中，玉麒曾不止一次提及李征，问其生前身后事，虽可感他对李征作为我的同道、友人的关心，但应该说，直到这次拜读过《汉和堂藏〈裴岑碑〉旧拓考》后，才恍然大悟：在玉麒的这类文字背后，在他关于新疆历史、文化研究的背后，他是赋予和注入了自己的生命、感情追求的，从中可以感受到他血脉的搏动。所以，《瀚海零缣》虽然是作者从诸多细节中努力寻求的历史真实，但也处处感受到他对现实生活的浓烈感情和十分的关心。新疆历史文化的研究，对他来说，是生命的意义，是人生价值的追求。这自然是真正可贵、可以做好任何事情的最根本、最有力量的前提。

    认识新疆，是一件大工程。要做好、完成这件大工程，玉麒兄对这片土地的思考、著述，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