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诗歌评论的路上行走40年

    我与刘士杰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相识的，到现在已有40年了。我们是一代人，都属于“文革”前的老大学生。他长我一岁，无论在学问上、为人上，我都一直视他为长兄。士杰是上海人，上世纪60年代初考上复旦大学，师从著名戏曲理论家赵景深教授，毕业时赵先生想招他做研究生，这时分配方案下来了，士杰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赵先生认为文学研究所的学术环境及发展前景更好，支持他到那里工作，于是士杰来到了北京。士杰在上海时得到赵景深先生的真传，到北京后又接触到俞平伯、钱钟书、何其芳、唐弢、朱寨这样的大家，在这些前辈的潜移默化和言传身教下，他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为他后来从事诗歌评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士杰在文学研究所曾任当代室副主任，侧重研究中国当代诗歌，但他的学术视野却宽阔得多。他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他从赵景深先生学习戏曲理论，对昆曲、京剧、越剧、评弹有浓烈的兴趣，参加张允和主持的中国昆曲研习会，写过不少戏曲理论文章。当然，要说士杰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主要贡献，那还是在诗歌理论与批评方面。这些年来，他在文学所参加了多个重大课题的写作，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文学编”的诗歌部分就出自他的手笔。此外，他还出版了《审美的沉思》《走向边缘的诗神》《诗化心史》《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的命运》等著作，在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推出的《刘士杰论诗》则精选其有代表性的论文数十篇，可视为他对自己40年来诗歌研究的一个总结了。总览这部书，可感受到士杰诗歌理论批评的特色与他的学术人格，下边就我印象最深的胪陈几项。

    怀着一颗爱心去评论诗歌。从事任何事业都要有对事业的爱，爱心超过责任心。从事诗歌评论更是如此。诗歌是诗人心灵的外化，是诗人自我的实现。每首诗都是一个新的世界，都是一个自由的生命，读者可以从中照见自己的影子，用诗人的生命之光去洞彻自己的灵魂。诗歌不只诉诸人的理智，更诉诸人的感情，只有对诗歌、对诗人怀有深切的爱，在评论诗歌的时候，才不会感到这是外加的任务，而是让自己的心弦应合诗人的心弦而振动，才能感悟出一种独特的美。士杰四十年如一日，在寂寞中拥抱诗歌，阅读诗歌，感悟诗歌，评判诗歌，如果没有对诗歌的真挚的爱，是坚持不下来的。对他来说，每一篇评论都是与诗人的对话，都是对诗人心灵的触摸。也正是由于有一颗爱心，他才能在诗人创造的意象世界中漫游，并在欣赏与评论的实践中，获得精神上的最大满足。

    从文本出发去评论诗歌。写纪实叙事类文章忌讳“客里空”，写文学评论类的文字忌讳脱离文本。士杰评诗有个好处，那就是从文本出发，立论基于对文本的细读。他曾在《诗探索》2013年第1辑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以理性的眼光阅读，以艺术的心灵感受——关于细读新诗文本实践的体会》，高度强调了细读文本的必要，而且阐释了他对细读的理解：“我认为细读是研究和立论的基础。而细读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望文生义的‘仔细阅读’的层面上，应该是‘研读’，即以研究的眼光阅读，以艺术的心灵感受。”对“研读”，他还提出了具体要求，即必须具备一定的艺术感受力、具备较为宽泛的知识面，“哪怕是对一节诗，甚至是一句诗的细读，都要动用评论者的知识积累，有时甚至要更新知识结构。只有对诗的细部作深层的开掘和诠释，才能总体把握全诗的精神，作出精当的价值判断。”士杰不仅是这种细读理论的提倡者，更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实践者。对照一下这本评论集中他对辛笛、郑敏、穆旦、洛夫等诗人的评论，自能看出士杰文本细读的功底。

    出以公心去评论诗歌。古人云“士不立品必无文章”。品格低下的人不可能写出格调高雅的好作品，要写出好文章，就要先做一堂堂之人。这一点对写评论类文字的人尤其重要。刘士杰批评过当下诗歌评论界的不良现象：“如对批评对象，缺乏鉴别，一味吹捧；还有的新诗批评故弄玄虚，不管是否合适，玩弄新概念，或者自己生造、随意命名概念，使文章云遮雾罩，使读者一头雾水；还有的新诗批评很少结合作品实际，从理论到理论，令人感到枯燥乏味。凡此种种，说明在新诗批评界存在着浮躁的风气。”古人云“修辞立其诚”，士杰所批评的种种浮躁现象，就是做文章心不诚的表现。而士杰评论诗歌的基本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这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出以公心。士杰选择的评论对象最重要的是这样两类：一类是在诗坛有重要影响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遮蔽的，如牛汉、辛笛、郑敏、穆旦、邵燕祥这样的诗人，实际上他是以自己独到的研究来重写诗歌史；另一类就是显示了坚实的创作实力，但目前还默默无闻的年轻诗人，他把为这样的诗人雪中送炭看成是自己的职责。他不拉帮结派，不自封大师，不看人眼色，他的评论不捧臭脚，不拍马屁，不听风是雨，不落井下石，展示了一种正直而谦卑的君子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