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的生与死

    一

    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学刊物很多，但专门发表翻译作品的却很少，上世纪30年代的《译文》是最为著名的一种。

    《译文》的出版由鲁迅牵头，茅盾、黎烈文加盟，黄源做具体工作，生活书店印行。关于该刊的创办，茅盾有过非常具体的回忆，说1934年5月底他到鲁迅家去（当时他也住在大陆新村，离鲁迅的寓所非常之近）商量事情，鲁迅提出要办这样一个刊物：“鲁迅说，这几年来介绍外国文学不象从前那样时兴了，译品的质量也差，翻译家好象比作家低了一等。其实要真正翻译好一部名著，不比创作一部小说省力。我说，这叫做媒婆比不上处女。鲁迅说：‘我倒有一个想法，我们来办一个专门登载译文的杂志，提一提翻译的身价。这杂志，译品要精，质量要高，印刷也要好。’我当即表示赞成。我说：‘目前作家们有力气没处使，办这个杂志，可以开辟一个新战场，也能鼓一鼓研究外国文学的空气。’又问：‘专登翻译，那只是专登小说了吧？’鲁迅说：‘也登论文，其他杂感、回忆等等。’他又说，‘黎烈文不编《申报·自由谈》了，防他因此消沉，所以想拉他来做这个刊物的发起人，你看如何？’原来黎烈文辛辛苦苦把《申报·自由谈》支撑了一年之后，终于在反动文人的压力下，于五月十日向史量才提出了辞职。那时黎烈文想回湖南老家，正在踌躇未定中。鲁迅说：‘发起人就算你、我、烈文三个，哪一天有空我们三个人再碰一次头。’”（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

    于是很快地，6月9日晚上三位发起人在鲁迅家里商定了一切：杂志名为《译文》，每月中旬出版；以少数志同道合者为核心，不追求销路；除了发表高质量的译文外，多翻印外国的绘画和木刻；由鲁迅主编，但对外不出面，版权页上只署“译文社”；如果生活书店愿意出，就交给它。茅盾是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杂志的实际领导人（主编署郑振铎、傅东华；郑在北京，傅不管事，刊物主要依靠茅盾），同书店关系很深，他同该店的经理徐伯昕一说，徐就同意了；只是书店方面担心销路，提出先试办三期，不给稿费和编辑费，如果销路好，再订合同补算。

    于是茅盾写信给《文学》的编辑黄源，告诉他鲁迅准备办《译文》的事以及几条基本的打算，请他协助发起人做一些具体工作，负责跑书店和印刷所。茅盾在信中说：“编辑，看来稿，校对等事，皆由我们办，兄是忙不过来的。兄有暇请译点东西来。”（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到8月5日，徐伯昕代表生活书店同鲁迅、茅盾、黎烈文正式商定出版事宜，鉴于采用“译文社”的名义在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处是通不过的，还得署一个具体的人名以示负责，鲁迅决定编辑人就写黄源，对外用他的名义，实际主编则由鲁迅自己来做。

    鲁迅等人立刻开始工作，没有经费支持的前三期由鲁迅一手编成。1934年9月16日，《译文》创刊号问世。这份《译文》第一卷第一期共有九篇译文，几乎完全由三位发起人提供：鲁迅三篇，茅盾也是三篇，黎烈文两篇，另有一篇瞿秋白的存稿（高尔基《市侩颂》）。鲁迅的三篇是：用许遐的笔名翻译的果戈理小说《鼻子》，用鲁迅的名字翻译的日本立野信之的论文《果戈里私观》，用茹纯的笔名翻译的德国画家格罗司的论文《艺术都会的巴黎》。可是当鲁迅将第一期的全稿交给黄源以后的两天，也就是1934年8月14日，他改主意了，写信给黄源说：“我想将《果戈里私观》的署名改作邓当世。因为检查诸公，虽若‘并无成见’，其实是靠不住的，与其以一个署名，引起他们注意（决定译文社中，必有我在内），以致挑剔，使办事棘手，不如现在小心点的好。”据此即不难推想当时鲁迅等人编这个翻译刊物处境是何等艰难。

    鲁迅撰写了一篇很低调的发刊辞，中间一段文字说：“原料没有限制：从最古以至最近。门类也没固定：小说，戏剧，诗，论文，随笔，都要来一点。直接从原文译，或者间接重译：本来觉得都行。只有一个条件：全是‘译文’。文字之外，多加图画。也有和文字有关系的，意在助趣；也有和文字没有关系的，那就算是我们贡献给读者的一点小意思，复制的图画总比复制的文字多保留得一点原味。”

    鲁迅不仅亲自编了前三期，还提供了大量译稿，其中第二期五篇，第三期两篇，三期加起来的贡献有十篇之多；第二期茅盾两篇，黎烈文三篇，另有傅东华一篇；第三期茅盾一篇，黎烈文两篇，另有外稿五篇。三位发起人非常尽责，《译文》在读者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于是生活书店同意正式签约。

    二

    《译文》取得初步的成功以后，鲁迅又开始考虑持续发展，扩大规模，出版《译文丛书》，用丛书的形式出版一些外国作家特别是著名作家（例如果戈理等人）的选集。开始时鲁迅曾经设想过自行出版，后来又打算争取在生活书店出版，可惜这一设想不但没有能够在生活书店实现，相反竟导致了《译文》的停刊。

    《译文》的停刊有不少偶然的因素。当初鲁迅通过黄源向生活书店提出《译文丛书》的设想时，经理徐伯昕表示同意，并且商定就将鲁迅在《译文》第2卷第1期上发表的中篇小说《表》作为插图本《译文丛书》的第一种出版。鲁迅先前翻译的《小约翰》、《桃色的云》这时也在生活书店重印。

    可是稍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1935年8月生活书店领袖邹韬奋回国，徐伯昕因健康原因离职疗养，毕云程任经理。毕云程考虑到生活书店已经出版了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每月精装一巨册，再出《译文丛书》容易形成内部竞争，就一下子否定了这个计划。邹韬奋一向信任毕云程，便匆忙向黄源说明：生活书店已经出版了《世界文库》，不准备出《译文丛书》了。其实鲁迅早已考虑到生活书店既已出版《世界文库》，再出《译文丛书》很可能不大现实，但徐伯昕既然同意并且已经开始实施，这样当然更好；稍后生活书店人事有重大变动，不准备出了，他也能理解，已着手策划另寻出路。这时黄源向鲁迅建议，可以同吴朗西、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联系，看他们是否有意，一谈之下，立刻成功，1935年9月15日，由黄源出面请客，鲁迅、茅盾、黎烈文、吴朗西、巴金以及另外四人（许广平、海婴、胡风、傅东华）参加，席间商定了《译文丛书》由文化生活社出版的事项。拟出的第一部就是鲁迅翻译的《死魂灵》，另外鲁迅还答应给该社一部小说集——就是《故事新编》（1936年1月出版，列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一集）。鲁迅对生活书店不同意出版《译文丛书》并无太大的意见。出版社说话不算数历来是常见的事情。

    问题在于这个消息由傅东华传到生活书店那边去以后，他们对黄源产生了很大的误解。据茅盾后来分析，《译文丛书》换地方出版，“大概被认为是黄源在背后掉了花枪，因为《译文》是生活书店出版和发行的。在他们看来，《译文丛书》的出版也应该通过他们。”（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这样生活书店就显得有点自相矛盾：既不愿意出版《译文丛书》，人家要在别处出了又不大舒服，还要给黄源一点颜色看。这时《译文》下一年的合同刚刚由鲁迅签过字，按先前的老例，当然仍然以黄源出面负责；这时生活书店却提出要撤换黄源。于是就出现了茅盾在回忆录中详细叙述过的事件：“九月十七日生活书店在新亚公司宴请鲁迅，共到鲁迅、茅盾、郑振铎、胡愈之、傅东华，主人为邹韬奋、毕云程。宴会刚开始，毕云程就提出：《译文》编辑仍请鲁迅担任，而不是黄源。这是要撤换编辑，事先却又没有和鲁迅及《译文》发起人（我和黎烈文）商量过。鲁迅当时很生气，把筷子一放，说‘这是吃讲茶的办法’，就走了。上海流氓请人吃茶而强迫其人承认某事，谓之吃讲茶。生活书店之所以不让黄源为《译文》编辑，除了上面提到的误会，大概还因为其名望比鲁迅小得多，而《译文》销数又不理想。但是没有想到鲁迅宁可使《译文》停刊，却不能忍受‘吃讲茶’的办法。‘吃讲茶’的第二天，鲁迅约我和黎烈文去家中，黄源也在，鲁迅当着我们的面把原来他已经签了字的《译文》第二年合同撕碎，声明：这个合同不算数了，生活书店如果要继续出版《译文》，必须与黄源签字。并要我去通知生活书店。”（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

    黄源对于1935年9月18日鲁迅撕掉同生活书店合同一事也有非常具体的回忆（详见《鲁迅书简追忆》）。鲁迅已经签过字的另一份合同文本黄源还没有来得及交给生活书店，这时也不能再往书店交了。事情完全弄僵了。

    稍后郑振铎出来息事宁人，提出一个双方妥协的方案：合同由黄源签字，但每期《译文》稿件须由鲁迅过目并签字。这无非是双方各让一步的意思。鲁迅和茅盾同意这一方案，而生活书店不肯接受，这样《译文》就只能停刊了。

    鲁迅于1935年9月24日将《译文》停刊一事通知了黄源。鲁迅由此对郑振铎以及傅东华颇有怀疑，从此不再给他们主编的《文学》写稿，又拒绝将《死魂灵》第二部的译稿继续在《世界文库》上发表——这就是轰传一时的鲁迅腰斩《死魂灵》；而黄源也辞去《文学》的编辑一职，打算出国去。《译文》社将积存的译稿编为终刊号出版。这是《译文》杂志的第十三本。《终刊前记》由鲁迅与茅盾合撰，其中只含糊其辞地说“现因突然发生很难继续的原因，只得暂时中止”。

    几十年后，徐伯昕回首往事，遗憾地指出，当时邹韬奋刚从国外回来，情况不明，书店提出撤换黄源是错误的。黄源也做自我批评说，在新亚宴会事件发生后，自己没有想到应当把情况告诉徐伯昕（尽管其时他不在上海），因为他是同意出版《译文丛书》的，“应等到他的回音后，再与第二家接洽”（《鲁迅书简追忆》），这样就不至于完全闹翻了。许多事情只要多加沟通，就不至于弄僵。意气用事只能使隔阂加深，矛盾激化。

    三

    最近出版的《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上海韬奋纪念馆编，中华书局2018年11月版）为1935年9月《译文》停刊提供了一些宝贵资料。

    茅盾在回忆录中指出，生活书店不让黄源当《译文》对外宣称的编辑人，除了人事纠纷外，“大概还因为其名望比鲁迅小得多，而《译文》销数又不理想。”（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但到底不理想到什么程度，不是很清楚。现在我们在生活书店的会议记录中可以找到具体数字了——3200册，而当时一起由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和《太白半月刊》每期卖到12000册，而《新生》则高达4万册。作为经理，毕云程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自有他的道理。

    毕云程否决《译文丛书》，除了不想和已有的《世界文库》形成内部竞争之外，更主要的也还是考虑经济上的压力。当时生活书店处于事业的快速发展期，对外要应付国民党政府的审查，对内要照顾员工的利益。他有难处，必须有所取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如何取舍，则考验他的眼光。

    《译文丛书》决定由吴朗西、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接手（合同签订于1935年10月8日）后，鲁迅很快将《死魂灵》译稿交出，于1935年11月印成，此后该书先后重印14次，取得了社会和经济效益双丰收。此前鲁迅曾将陆续发表在《译文》上的《俄罗斯的童话》交给他们出版单行本（1935年9月），该译本在1940年代重印5次，同样取得了可观的效益。《译文》是生活书店出的，《译文丛书》让给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无异于肥水流入外人田。

    稍后《译文》准备复刊，文化生活出版社也颇有意接过去，鲁迅考虑到他们的实际情况，没有同意，1935年10月4日他在致萧军的信中说：“丛书的出版处已经接洽好了，月刊我主张找别处出版，所以还没有头绪。倘二者一处出版，则资本少的书店，会因此不能活动，两败俱伤。”10月12日致孟十还的信中则说：“出《译文》和出丛书的，我以为还是两个书店好，因为免得一有事就要牵连。”鲁迅并非不懂经营之道和经济效益。毕云程当初如果积极和鲁迅沟通，而不是用“吃讲茶”的方法，事情就不至于弄僵。“吃讲茶”对付一般人都未必有效，何况鲁迅这样有性格的人呢。

    复刊后的《译文》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新一卷一期，1936年3月16日）。黄源本拟出国去，这时根据鲁迅的希望留在上海，继续编辑这个刊物，直到新三卷四期（1937年6月16日）。鲁迅撰写的复刊词略云：“这与世无争的小小的期刊，终于不能不在去年九月，以‘终刊号’和大家告别了。虽然不过野花小草，但曾经费过不少移栽灌溉之力，当然不免私心以为可惜的。然而竟也得了勇气和慰安：这是许多读者用了笔和舌，对《译文》的凭吊。我们知道感谢，我们知道自勉。我们也不断的希望复刊。但那时风传的关于终刊的原因：是折本。出版家虽然大抵是‘传播文化’的，而‘折本’却是‘传播文化’的致命伤，所以荏苒半年，简直死得无药可救。直到今年，折本说这才起了动摇，得到再造的机会，再和大家相见了。”这里显然有着许多不便明言的牢骚和感慨。下文又说明复刊后的编辑方针同先前完全一样，并且希望这刊物能够“比较的长生”。

    可惜的是，由于鲁迅去世以及其他原因，《译文》于1937年6月再次停刊。1953年后再度刊行（茅盾主编），就是现在具有很大影响的《世界文学》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