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美学的生活向度

    我一直相信文如其人这种讲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本《情感与行动：实用主义之道》，是舒斯特曼先生2017年应邀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讲演录，其风格也像极他这个人，思维清晰通透，走笔舒缓有致，很是潇洒，当然这里也有高砚平女士中译之功。书读得畅快是一方面，我更感兴趣的是此书书写的实用主义谱系。与以前写的《实用主义美学》相比，舒斯特曼的这本书意不在周详，而是直指实用主义哲学及其美学思想的脉路，对我现在正在思考的生活美学有很大启发。这些启发是多方面的，这里只谈三点。

    第一点是生存的首要性。生存也就是活着，在爱默生那里叫生活（life），在詹姆斯、杜威那里叫经验（experience），在舒斯特曼这里叫行为（performance）或行动，无论叫什么，意思都是生活，这是人们在世上的首要事实，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比这个事实更重要。

    生存这个事实之所以重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符合人的生活体验。人可以有任何想法任何愿望，它们当然也很重要，但无论怎么重要，也得有活着这个基础，并服务于这个基础，离开这个基础，都是空谈。有朋友跟我提起过阎连科的一部小说，讲的是文革时期一个干部的故事。这位主人公追求自己的名望、地位、权势，不能说他不信奉自己的理想，但这些理想背后的深层动机却是让自己的生活更舒适一些，特别是满足自己的性需求，甚至不惜在自己家和情人家之间挖了一条地洞。这个动机说明，再崇高的理想也很难泯灭生存的需求，撇开这层动机不谈，很多生活现象都解释不了。二是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这个意义同样非常重要，因为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等众多西方思潮一样，都是传统的反叛者，都反对把认识所得出的结论当作生活的事实，用杜威的话来说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挑选出来，当作“真实的”东西。它们对抗着同一个敌人，也走着同一条生活之路，都把抽象的真理从天空拉向地面，来为生活服务。我以为，它们之间的不同，主要出现在对生活决定因素的认识上。比如马克思选择的是生产实践，海德格尔选择的是此在，梅洛-庞蒂选择的是知觉，如此等等。而实用主义选择的是情感特质，舒斯特曼先生选择的是情感特质的身体载体，让无法言传的东西有了可操作性。

    第二点就是这种无法言传的情感特质。实用主义不同于其他思想派别的一个突出地方，就是认为决定生活的关键因素是情感特质（affectivequality），无论是人的认识还是道德，都由这种情感特质决定。杜威说认知理性是情感特质的“浓淡变化”，是这种特质的一种特殊功能变体，詹姆斯认为审美趣味决定“真实”，讲的就是这点。真理不是抽象的认知，要回到感觉。道德理性也是如此，罗蒂说道德的进步就是“感觉的进步”，詹姆斯说感觉是信仰和价值的生产者，杜威借助雪莱的话说“诗人是道德的先知”，说的都是情感特质的基础作用。由于情感特质和美有直接的关系，这样，由情感特质决定的生活就是美的生活。于是，亚里士多德讲的实践生活即道德生活，理论生活即认知生活，虽目的、方式、关注点不同，却都统一在创制生活即审美生活方式之下，三种生活方式都是审美生活方式。如果说实用主义美学对生活美学有启发，这是最大的启发。

    第三点是认知理性在生活中的功用问题。实用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十分慎重，意见也不完全统一，比如爱默生、皮尔士、詹姆斯更强调生活中感受自发性的一面，无论做什么，靠这种自发性效率会高，就像开车，动作要不假思索，否则就容易出事。杜威和舒斯特曼虽然也重视自发性，但也注意到有的自发性不好，而且自发性也可以训练出来，所以更重视理性反思对自发性的调整。杜威说生活秩序就由这种调整而来，舒斯特曼在书中提到的身体意识训练，针对的也主要是这个环节。

    生存的本体性，情感特质的基础性，理性对情感的调控性，实用主义的这三个思想层递要素是对生活的基本定位。若放在西方的语境下，强调这三点或许问题不大，但换位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了，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现代性建设的语境下，讲实用主义美学至少得注意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无论情感特质还是舒斯特曼选择的情感载体即身体，它们只是生活中的中性因素，本身并不能决定生活品质的高低。指出情感是生活的基本决定力量，认识和道德理性只有还原到这个层面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是实用主义的贡献。问题是，情感或身体人人都有，并不是有了它们就都能活得更好。活着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层面是更好地活着，即如何活，这是个价值选择的问题，情感或身体都没触及后一方面。但恰恰是如何活的方面，才能给人的生活指明方向。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还是马克思处理得更好，他选择“实践”作为生活的决定因素，就是在指方向；我觉得指的也对，天道酬勤，不干活不得食，生产劳动的确是决定我们生活质量的东西；只有进行生产实践，社会才能发展、进步，人才能继续生存下去，生存得更好。当然，生产实践不是生活的唯一决定因素，但至少是最重要、最具基础性的一个。

    第二个问题是，情感特质归根结底是一种非理性的因素。说情感特质是生活行为的主导动力因素，说认知包括道德理性背后更坚实的力量是情感特质，这都没问题，事实的确如此。但如前所述，情感特质作为中性因素，不具备生活导向职能，过分强调它，很可能在如何活问题上忽略掉真正决定生活品质的因素。特别是在当代中国追求现代性的语境下，更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文化传统，我觉得突出这种情感特质非但学理上有问题，在实践上也是弊大于利。我们的历史上从不缺乏这类情感特质，无论是日常情感、审美情感还是道德情感。让这类情感成为我们生活的基质本无问题，但让它谮越真正决定生活的要素，谮越“实践”成为生活的主导力量，恐怕问题就出现了，不但让我们容易滑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共产党宣言》里所批判的宗法制、浪漫的田园梦想，而且事实上也曾给我们带来过极大伤害，特别是发展成社会性的非理性思潮之时。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更愿意接受马克思的智慧，他的智慧让我们看到，决定我们生活发展和品质的是生产实践，而决定生产实践的则是科学理性，这种理性即便有千般不是，却是决定我们生存质量的真实要素。四十年前我们国家将科技作为生产力，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决定因素，至少抓住了马克思本人现代性思想的精髓，也是我们中国所亟需的东西。当然，科学理性会给人的情感世界带来伤害，所以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包括部分实用主义者批判科技理性，这放在西方或许合理，但在中国恐怕就不大合适。道理也简单，西方世界早已享受过科技理性给它们带来的好处，有理想化和浪漫化的批判资质，而我们只是刚刚上路而已。

    第三个问题是，实用主义为审美功利性的辩护缺少逻辑力量。无论是爱默生还是杜威，都明确批判过“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前者还强调“美必须返回到有用的艺术”，有利于增进生活，说最高的艺术是“生活的艺术”。这些结论大体上我都同意，但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道理他们却没讲清楚。人们毕竟已经习惯了康德、席勒、戈蒂耶等人的说法，在实际体验上，审美也的确不能沾染功利性。看徐悲鸿的骏马图，却想到了红烧马肉，这当然会出离审美，审美明显与功利性无关，事实昭昭，毋容置疑。这需要实用主义者给出解释。遗憾的是，即便给出明确解释的杜威，也只是说，生活美不美，不在于有用没用，而是要看经验生活的“完整程度”。我能理解他的意思，但毕竟含混，什么叫完整，什么叫不完整，追问下去是很难说清楚的。青年马克思曾讲过，“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就不成其为诗人了。作者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至于诗写出来能卖多少钱，则是“出版商和书商的事了”。这个表述就清楚多了。无论做什么事情，实用不实用都没关系，关键是你把事情本身当作目的，就像科学家研究原子结构，他享受着这个过程本身，而不是想着做这种研究能给自己带来多少金钱名望，或者用这种成果制造原子弹或者造福社会之类，研究本身就是美的了。把科学家换成诗人、工匠、厨师甚至军人的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道理。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人看清“为艺术而艺术”论者的狭隘，让人明白生活之为美的逻辑限度。

    我没用全面、系统甚或客观这样的标准来介绍这本书，我做不到，也不想那样做，我只在意能从《情感与行动：实用主义之道》中得到我喜悦的东西，包括我所以为的问题。我得到了，遗憾的是写到的东西恐怕不足以道出其万一。真正的好书就该是这样吧，它不是让你跟它走，而是让你思考怎么走；它不是封闭你的思考，而是让你的思考活动起来，奔行于脚下的生活世界。或许，这正是舒斯特曼先生和他的实用主义前辈们所希望的生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