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谦“写字匠”的香港新文学宗师

    提起刘以鬯，恐怕大家并不熟悉，但若提起电影《花样年华》和《2046》，大家都耳熟能详。这两部由王家卫导演的影片，其蓝本的灵感均取自刘以鬯的名篇《对倒》和《酒徒》。刘以鬯一生都在自己喜爱的文学上默默耕耘，然而他却始终自谦地说自己就是个“写字匠”。他被誉为香港新文学的一代宗师，因对香港文学的卓越贡献，特区政府授予他香港荣誉勋章和铜紫荆星章。

    刘以鬯1918年12月生于上海，从小就对文学产生了强烈兴趣，广泛的阅读让他打下很好的文学底子。早在大同大学附中读初中时，刘以鬯就常常在壁报上发表短文，他参加了叶紫组织的“无名文学社”和盛马良的“狂流文学会”，这些文学活动在他心里埋下了早期的文学种子，他开始尝试创作。

    1936年，年仅16岁的刘以鬯创作了小说处女作《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同校学长华君武还为他画了插画，这篇小说发表在同年5月出版的《人生画报》第2卷第6期上。1937年，刘以鬯中学毕业后考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政治学，副修历史。1941年，大学毕业的刘以鬯本来准备在父母安排下赴美留学，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租界，刘以鬯只身逃离上海到了重庆。在重庆的一个偶然机会，他到《国民公报》编副刊。

    抗战胜利后，刘以鬯回到上海创办怀正文化社，出版了《风萧萧》，这本书一年内连出三版，销量不俗。之后，怀正文化社又接连出版了施蛰存、戴望舒等人的作品，为战后文化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有意义的一页。

    1948年，刘以鬯从上海来到香港。在香港的数十年里，他先是为《香港时报》编副刊，此后，又先后担任《星岛周报》执行编辑和《西点杂志》主编。1952年，他应聘到新加坡担任《益世报》主笔兼编副刊。数月后，报纸因销路不佳而停刊。恰好吉隆坡《联邦日报》请他去当总编辑，于是他又到了吉隆坡。一年后，因《联邦日报》竞争不过《中国报》，他又从吉隆坡回新加坡，先后担任《中兴日报》等几家报纸的总编辑。1957年，他重新回到香港定居。之后，刘以鬯重入《香港时报》主编“浅水湾”副刊，该刊主要译介当时西洋前卫文学和美术，鼓励创作，提倡现代主义，成为当时香港现代派文学的主要园地之一。

    当时，香港工资很低，刘以鬯每月的薪水仅够付房租，为了应付日用开销，他不得不大量写作。晚年忆起这段往事，刘以鬯这样说：

    我是1948年由上海到香港游历的，后因社会局势发生巨大变化，钱也用完了，回不去了，全靠一支笔在香港谋生、立足。既编报纸，又是作者，每天至少要写七八千字，多达一万二千字。高峰时同时为十一家报刊写专栏。每天傍晚有的报馆来人取稿，有的是我雇人送稿，太太帮我打理这些琐事，我们忙得很。

    刘以鬯对待自己作品非常严厉的，没有把他写过的流行小说出成单行本。刘以鬯坦言，许多文字都被他当“垃圾”淘汰掉了。他写了一生，只出版了两个长篇《酒徒》和《陶瓷》，四个中短篇集子和三部评论集、翻译作品。

    每次谈起创作理念时，刘以鬯都说自己写小说主张“探求内在和真实”。有人请教他关于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问题时，他说是平等的，纯粹是个人所爱不同。他还以自己的创作为例：“我写小说分两类，一类是娱乐他人，一类是娱乐自己。娱人的作品，是为稻粱谋，求生存，不避俗；写娱己的，要有新追求，有创造性。”

    半个多世纪的文学道路上，他不断追求探索、突破创新。1963年出版的《酒徒》被称为中国当代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在小说中，刘以鬯对西方意识流手法做了中国式的改造，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酒徒，书中贯穿着“醉”与“醒”两重结构。醒时主人公是理性的，书中的情节由此而得到交代；“醉”时主人公是失常的，他内心的意识流动合情合理。这样的写作方式，让读者既明白情节，又感受到人物内心。

    《酒徒》之外，刘以鬯又对现代小说形式进行了大胆创新，其中一些小说因为被改编成电影而名声大噪。有香港媒体报道过，因为看了《酒徒》，导演王家卫去拜访刘以鬯，刘以鬯赠他一本《对倒》，王家卫被《对倒》深深折服，于是才有了《花样年华》的故事。

    2013年，刘以鬯回忆道：“他们拍戏时，曾经叫我去看情况，其实是想让梁朝伟看看他饰演的刘以鬯本人是怎样的。”《花样年华》杂糅了《酒徒》与《对倒》，在《花样年华》中，男主角周慕云是一位南下的小说家，这个身份就取材自《酒徒》，而周慕云与苏丽珍的内心焦灼，则神似《对倒》里的淳于白与亚杏。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受商品经济和消闲读物的冲击，香港文坛面临危机。1985年1月，《香港文学》创刊，刘以鬯应聘担任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他希望《香港文学》除了能够产生较深远的影响外，还能在维持联系中产生凝结作用。他想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振香港文坛。于是，刘以鬯重新集聚了香港文坛各路兵马，无论是老年还是青年，无论是本土作家还是南来作家，多数都能在《香港文学》发表作品，由此形成了文学回流。他说：“这本杂志不属于任何小圈子，园地绝对公开。”

    当时，刘以鬯还特意请台静农先生为刊物题写了刊名。为了办好这本杂志，他停写了手头全部正在连载的小说，全力以赴。因为《香港文学》人手少，刘以鬯又一人承担起了组稿、审稿、改稿和发稿等一系列工作。他审稿认真，一丝不苟，经他修改过的稿件，有的看上去满篇通红。刘以鬯认为，办好《香港文学》杂志比写流行小说有意义得多。

    凭借着这种精神，《香港文学》不但接续了香港文学的命脉，也创造了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香港文学的新生命。一方面，刘以鬯作为南来作家，他很重视衔接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仅1985年，《香港文学》就刊载了“戴望舒逝世三十五周年纪念特辑”“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纪念特辑”等中国现代文学纪念专辑；另一方面，刘以鬯作为香港作家，又非常重视香港文学学科，发表了大量的香港文学报刊史料及评论。刘以鬯还邀请众多香港早期报刊的创建者回顾历史过程，其中也包括对于文学团体、文学奖项的回顾等。刘以鬯是在有意识地建构香港文学史。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文学》一直以大量的篇幅关注中国内地之外的华文文学，刊登了中国台湾、中国澳门及其东南亚、北美、欧洲等地的华文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的体系构造中，确定了香港文学的定位。香港文学界人士谈到刘以鬯无不肃然起敬，尊称他为香港文坛的一代宗师。

    晚年，刘以鬯一直笔耕不辍，他思维敏捷，谈锋甚健，记忆力惊人。他不遗余力地扶掖后进，除了努力发现、培植文学新苗，还积极鼓励、指导中青年作家，他为香港文学的发展繁荣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人们普遍认为，就其著作成就和对文学事业的贡献而言，他已超越国界，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杰出代表。

    2018年6月8日，刘以鬯先生逝世，而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联合制作的题为“百年巨匠——刘以鬯”的纪录片，正是对他一生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