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奠基

    从中西互观与比较的视角通观文学地理学的发展演变历程，大致经历了中希发轫、中国轴心、西方轴心与中西并盛四大时段。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学界在重点借鉴西方人文地理学与独立探索文学地理学的进程中，不仅在文学地理的实体性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致力于构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的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有力推动了文学地理学的全面繁荣以及中—西双重轴心的重新确立。从21世纪中西交融的时空坐标观之，当前我国正在逐步走向学科自觉阶段的文学地理学，实际上是一种源于而又超越于传统与西方的“新文学地理学”。

    那么，如何接续中西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传统，然后重构不同于传统与西方的“新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诚为当下学界亟待完成的学术使命。在文学地理学理论思辨之作严重滞后与缺乏的背景下，梅新林与葛永海教授所著的《文学地理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表现出强烈的学术自觉和使命担当，对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实有奠基之功。这也意味着在21世纪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者应时代之呼，熔铸中西学术传统与研究成果，主动对接并融入世界学术谱系，奋力推出融合国际视野、本土情怀、时代精神与理论创新于一体的“新文学地理学”，由此开启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新篇章。

    《原理》分上下卷，118万字，堪称鸿篇巨制。此书以创建“新文学地理学”体系为学术宗旨，以“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的“三原”论为理论引领，以概念界说、学科定位、理论建构与方法整合为四大支柱，最终融合为“历史回顾”“学科理论”“空间动力”“研究路径”“学术关联”五大板块，力图在古今、中西以及学理维度上实现新的突破与超越，其理论探索的原创性、理论逻辑的严谨性、理论体系的超越性显得尤为突出，充分展示了奠基式立论应有的学术品格，对于推进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以及文学研究的跨界交融与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是彰显理论探索的原创性。顾名思义，所谓“原理”指的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与通则，其最为本质的要求是基于并指向理论探索的原创性，因为理论的创新引领，是任何一个学科建设的灵魂，是一个事关学科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原理》由地理学所要关注和回答的三个核心问题——“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它意味着什么？”——受到启示，同时融合“地图批评”的“内层空间”与“外层空间”的“双重空间”理论，最终熔铸为“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的“三原”论，作为“新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引领与支撑。“版图复原”立足于文学地理的空间定位，与“外层空间”相对应。盖自“空间范域”启动，经过“板块结构”“中心定位”“边缘活力”“区系轮动”等系列程序得以完成。“场景还原”立足于文学地理的双向互观，以“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相贯通，其主旨导向集中体现在三个“回归”，即回归生命现场，回归鲜活样态，回归人文精神。“精神探原”立足于文学地理的意义追问，与“内层空间”相契合。以“诗性空间”为逻辑基点，中经“文化空间”的开放性和“原型空间”的深刻性，最终指向本体追问的“终极空间”。以“三原”论为核心理论引领，《原理》进而尝试建构“空间阐释学”的理论模型，即是以“外层空间—内层空间”为基轴，然后与“叙事空间—隐喻空间”“文本空间—图本空间”融合为三维空间模型。

    二是彰显理论逻辑的严谨性。集中体现在“还原—重构—超越—回归”四大关键环节依次展开的“路线图”上。《原理》以理论逻辑的正本清源为第一要务，主要通过对既有文献梳理、相关论著翻译以及中西学术交流三个层面的“还原”，旨在为“新文学地理学”确立一个新的逻辑基点。“重构”的核心内容包括概念、学科、理论与方法四个层面，可以视为重构“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四大支柱。其中“概念界说”主要为其确认“身份”，“学科定位”主要为其铸就“骨架”，“理论建构”主要为其注入“灵魂”，“方法创新”主要为其提供“路径”。四大支柱作为“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核心内涵，一同构建起了“新文学地理学”的学术大厦。“超越”是对既有文学地理学理论的深化与升华。一是古今维度的超越，意指在“古—今”的历史性维度上实现对本土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新超越；二是中西维度的超越，意指在“中—西”的共时性维度上实现对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新超越；三是学理维度的超越，意指在自我反思的比较性维度上实现向更高学术境界的新超越。“回归”是以“还原”为新的逻辑起点，然后依次经历“重构”“超越”两个关键环节之后的最终归宿，其中包括本土回归、本位回归与本原回归三重意涵，合之为三“本”回归，从而为属于中国自己的“新文学地理学”构筑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三是彰显理论体系的超越性。眼界决定立意，立意决定格局。正因为《原理》立足于对文学地理学的本体追问，由历史逻辑而理论逻辑，然后加以融会贯通，才获得了高远的学术立意和宏阔的学术视野，最终完成了理论体系的超越性重构。从贯通中西古今的时空坐标观之，如果说以20世纪40年代法国奥古斯特·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安德烈·费雷《文学地理学》的相继问世为标志，宣告了西方文学地理学的率先诞生，那么，由“新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命题重构不同于西方的“新文学地理学”的核心成果即是理论体系的创新与超越。由于草创时期的种种局限，无论是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还是费雷《文学地理学》，皆侧重于法国地域—区域文学研究，严格地说尚未真正触及有关文学地理学的概念、学科、理论与方法等核心论题，更没有完成对于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的系统建构。20世纪70年代以后，“空间批评”的理论创新为文学地理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同时也对费雷《文学地理学》等偏重于地域—区域文学研究的不足起到了有效的反拨与矫正作用。然而汇聚于“空间批评”旗帜之下的本是一个相当庞杂的学术群体，彼此各有不同的知识背景与学术立场，因而难以聚焦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建构。《原理》的可贵之处即在于承接西方文学地理学与“空间批评”的学术传统与理论成果，进而站到21世纪新的学术制高点上提出“新文学地理学”命题，然后围绕这一新的理论命题展开系统的理论辨思与建构，集中体现了国际视野、本土情怀、时代精神与理论创新的有机统一。

    “新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立足于世界系统，也将面对来自世界文学地理学界之学术眼光的检视、呼应乃至于争辩，可以预想，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理、学科与学派的探讨还将持续下去。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伴随着当代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学术也逐步走向了世界的中心舞台，可谓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中国学术在很多学科领域已摆脱长期以来的“跟跑”，而与西方形成“并跑”之势，时代更提供了反超进而“领跑”的历史契机，比之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历史积淀深厚的文学地理学也许当仁不让，更具潜质。相信通过当代学人的共同努力，通过理论奠基以及体系创建，进而聚焦重点，多维透视，不断提升学术视野与学术品格，相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学地理学，卓然成一大宗派，立于东方，当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