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新韵

    1990年至2006年的十余年间，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了由匡亚民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1卷。这是一项跨世纪的、宏伟的文化工程，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蒋广学教授作为这项文化工程的参与者，以自己的方式和二十年（1990-2010）辛勤的笔耕，为这一工程撰写了一份特殊的“历史记录”，这就是《中国学术思想史散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读稿札记》。

 

    蒋广学教授所著《中国学术思想史散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读稿札记》，问世已经六年了。笔者总是为他事所缠，此书虽在手边，但终未细读。近日翻阅，不由得脑际似乎出现四个大字：古风新韵。于是，想写篇小文说说这本书的愿望也油然而生。

 

    一、用“二十年的心血”铸成的一部书

 

    《中国学术思想史散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读稿札记》（以下称《读稿札记》）在内容上和编次上都颇具特色。正如作者在《出版说明》中写道：“本书是201卷《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读稿札记，每部‘中国思想家评传’均有一篇读稿札记，计201篇。”另有“七部‘评传’的建议稿”，“所以，全书札记之文计208篇”。

 

    蒋广学教授从1990年参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工作时起，先是“陆续阅读了200余卷评传6000万字以上之原稿，接连不断地写出读稿意见；在将读稿意见整理、扩充、深化而改写成札记时，重读201卷已经出版的评传，这又是约6000万字”。蒋广学教授面对每一部书稿及其成品，仔细地读，认真地作札记，深刻地思考着问题，穷年累月，不知疲倦和辛苦，或者说苦在其中，乐亦在其中，历经二十个春秋，撰成一部八十余万字的“读稿札记”，真可谓伟哉其事，大哉其功！

 

    笔者阅读此书，感到阵阵清风拂面，这是勤奋之风，坚毅之风，俨然古人读书、札记之风，而其所论却是20—21世纪的跨世纪工程，确乎是古风新韵！

 

    细想起来，深感作者的这一撰述过程当有五不易：

 

    一不易：阅读量大，如无耐心、恒心、信心，不易贯彻始终。

 

    二不易：涉及知识领域极为广泛、学科门类繁多，如无虚心精神、学术勇气，不易贯彻始终。

 

    三不易：读稿不仅要读评传传主的思想，还要读评传作者的撰述路径和撰述方法，并把二者结合起来思考，写出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如无此种学术追求，不易贯彻始终。

 

    四不易：《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一个规模宏大的集体项目，每一个个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论其大小，都是全局中的一个部分，如无全局意识、团队精神和集体荣誉感，不易贯彻始终。

 

    五不易：从国家的立场来看，《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这一文化工程，是“完成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历史性任务”（《读稿札记》第826页）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以国家任务为己任的崇高思想境界。如无此种境界，不易贯彻始终。

 

    实事求是地说，上述任何一个“不易”，都是难以克服的。然而，蒋广学教授以他的勇气、智慧和信念，使这些“不易”都一一退却了。他是一位成功者。作为成功者，蒋教授说了两句话：这本书“确实凝结了我与240余位评传作者的情谊，凝结了我二十年的心血”。

 

    作者对于部帙大、头绪多的这部《读稿札记》，制订了一个稳定的体例，用以规范每篇札记的内容和篇帙，即各篇札记都包含这样四个部分：一是“原评传作者笔下的传主生平”；二是“综述‘评传’的组稿、审稿情况，简述‘评传’的主要特色”；三是“撰写本人在阅读‘评传’原稿和重读书稿后对其精要内容的理解与阐发”；四是学习“太史公曰”“赞曰”“论曰”等古代史书后论形式，每篇札记都以“神会庐主曰”收篇。可见蒋教授不仅在治学精神上颇具古风，在撰写书本的形式上更是使人感受到这种古风的气息。

 

    《读稿札记》在编次上也有自身的特点，它不分卷次，也不设章节，而是以评传传主所处历史时代先后，并参考传主生卒年依次排列，形成一部系统的与贯通的、以人物为线索的中国思想史。如作者所言，“这是一部别具风格的思想史”。

 

    二 以“学生的身份”读稿

 

    《读稿札记》作者蒋广学教授所“读”之“稿”，是学术界不同领域的有关学者撰写的“评传”之稿。以一人之学术经历，面对历史上如此繁多的思想家的思想和同样繁多的当今学人对前人思想的解读，其难可知！作者有这样一段话，反映出其心迹，他写道：“1990年开始阅读评传的书稿，陌生的领域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作者中，我曾同178部评传的210位作者进行面对面的学术交流。在此过程中，我始终以学生的身份恭恭敬敬地向他们请教。”“这是我作为思想史界一名学生最为骄傲之处。”（《出版说明》，见书首，以上所引未注者，均见此）读了这段文字，我们大致可以想见作者之豁达、谦逊的治学态度。蒋教授面对困难的态度和方法，一是使兴趣胜过困难，二是虚心求教，“以学生的身份恭恭敬敬地”向“评传”的作者们“请教”。这种态度和方法，一时一事，许多人可以做到；然而在二十年中上百次地这样做，确乎难能可贵。

 

    这种态度和方法，明确地反映在《读稿札记》的撰述体例中。蒋教授对于《读稿札记》的第一条体例是这样规范的：“凡生卒年、籍贯、业绩等与通行说法不同的，一律从‘评传’作者；生平文字多是对‘评传’原文的摘抄；生平的内容，则注意与全文呼应，即与札记二、三、四部分相联，形成可独立、又为后文铺垫的整体构成文字。”（《出版说明》）其中，前两点表明对“评传”观点及文字表述的尊重；后一点，则表明“札记”撰写的意图和要求，是作者谋篇布局的重要部分。我们将这后一点同《读稿札记》体例的第三条联系起来考察时，可以进一步窥见作者思想的深刻和方法的合理。如前文所述，第三条体例的核心内容是：“撰写本人（按：即《读稿札记》作者）在阅读‘评传’原稿和重读书稿后对其精要内容的理解和阐发”。这里说的“精要内容”，当是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评传”传主的思想之“精要”处，二是指“评传”作者对传主思想“精要”处的论述。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这种“理解与阐发”都需要识见和勇气，因为这是同时在跟古人“对话”又与时人交流，没有细致的阅读和深入的思考是做不到的。而《读稿札记》强调“评传”传主的“生平内容”同传主思想的“精要内容”相联系起来的考察方法，凸显了作者在方法论上的造诣。诚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文史通义·文德》）作者把古人的“身处”和古人的思想“精要”结合起来加以“理解和阐发”，对《读稿札记》的读者阅读本书大有裨益。

 

    这个裨益就在于：《读稿札记》作者的“理解和阐发”把“评传”传主的思想、“评传”作者的研究所得的“精要”处同《读稿札记》读者的体认联系起来，从而产生某种启示的意义。如作者在《读匡亚明〈孔子评传〉》的札记中写道：

 

    现在看，匡老对于孔子思想的论述似乎没有惊人之语。然而，如果联系20世纪80年代我国思想界、学术界的特殊背景，便可强烈地感受到，本书对于孔子研究以及整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作者举出三点作进一步阐发：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他克服了机械的‘二分法’，而明确提出‘三分法’”。“其二，用‘仁为核心礼为形式的仁礼观’来概括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内容，对于全面把握孔子的思想具有历史性的影响。”“其三，匡老认为，孔子乃是以教育为手段来推动社会改革的思想家。（《读史札记》第3-4页）

 

    在这些阐发中，有孔子的思想、匡亚明的认识，也有本书作者的陈述和评论，而《读稿札记》的读者则可以从中获得思想上或理论上的启示，进而有所认知和判断。这是作者“理解和阐发”的一种形式。

 

    《读稿札记》作者的“理解和阐发”还有一种形式，即在总的概括之后，有选择地加以阐发。如作者在《读许凌云〈刘知幾评传〉》的札记中写道：“关于《史通》对于史学的具体贡献，作者（按：指《〈史通〉评传》的作者）用‘史流史体论’‘国史结构论’‘史料论’‘史笔论’和‘史家修养论’数章论之。”接着，蒋教授就《史通》论“六家”、论善恶必书、论文史关系发表评论，也给予读者诸多启示。

 

    《读稿札记》的作者，对书的每一篇札记都如此阅读、思考、提炼、阐发，其付出的艰辛和心血，不能不令人惊叹、钦佩！当然，由于学术界对中国思想家之思想的重心、实质及评价等问题的认识，具体落实到某一个思想家的研究上，往往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因此，不能期望《读稿札记》的这种“理解和阐发”得到学术界完全的、普遍的认同。这是因为，《读稿札记》作者的“理解和阐发”主要是在“评传”作者提供的研究资料基础上展开的。惟其如此，《读稿札记》才是忠实于“评传”著作，才是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简本或缩写本。

 

    书中也存在个别文字上的讹误，如第242页“他在《通鉴》篇中指出”，当是“他在《鉴识》篇中指出”；第164页“引范晔早年《双鹤诗·序》语”，当是“引范晔早年《双鹄诗·序》语”等。凡此，或是评传原稿之误所致，或是其他原因所致，将来本书再版时，改正过来就是了。

 

    三“神会庐主曰”的风格

 

    蒋广学教授以“神会庐主”的名义，为每一篇札记撰写了后论，名之曰“神会庐主曰”，这是《读稿札记》大胆而睿智的表现，尤其使人感受到古风新韵的典雅和愉悦。

 

    如果说，在此前的论述中反映了《读稿札记》作者的严谨学风的话，那么这一部分文字则更多地反映出作者的洒脱风格：真诚与谦虚，联想与思考，困惑与质疑等，无不凸显出这种洒脱的风格和气质。蒋教授说得好：这一部分“抒发本人阅稿后的思想感受，类似于《史记》太史公曰、《汉书》赞曰、《后汉书》论曰，以及以后诸史书‘史臣曰’之类。之所以要写这一部分，是因为在我看来：思想史当是今人与古人的思想交流，又因古今时代之不同，交流中必有碰撞，必有感情之火花迸发出来。这样的思想史才有光彩。”（《出版说明》）显然，这种“交流”与“碰撞”，定能使人读来兴致盎然。

 

    作者在《读陈其泰、赵永春著〈班固评传〉》后的“神会庐主曰”中写道：

 

    神会庐主曰 昔者，受梁启超《新史学》判“二十四史，乃二十四家之谱牒”思想的影响，在魏良弢先生邀我给博士生讲“哲学与史学”的课程时，我曾极力宣传二十四史乃二十四姓帝王之家族史、家臣史、家国史，全然不顾史家之批判意识以及他们所展示的广阔而生动的历史场面。故受博士生们的广泛质疑。今读两先生书以及张大可《司马迁评传》，深以往日的无知狂言为耻，又以今后无机会切实改过为恨矣。（《读稿札记》第102页）

 

    读了这段话，深有感触：蒋教授的真诚、谦虚品格，跃然纸上。当然，蒋教授毕竟言重了，因为梁启超早年关于“二十四史”与家谱有关的说法，影响过许多人。“神会庐主”在这里的坦言，也就是向当年的“广泛质疑”的博士生们致歉了。这也表明了一个教师的良心。

 

    与此相近的是，蒋教授在《读郑学檬等〈李世民（附魏徵）评传〉》的后论中，就“玄武门事变”发表评论说：

 

    神会庐主曰 我读《通鉴》，常叹太宗之不仁、魏徵之无义。“玄武门事变”杀了手足兄弟还不算，非斩绝其后不可，何等残忍！昨天还劝太子速杀二郎，而今又为二郎之下奴，何等无耻！今读郑卢书稿，知评价政治人物，首先观其认识历史的深度和创造历史的长度。古有民本论，而李、魏则知：政当以民和、心悦为本。以史为鉴，要在创造新史；圣君贤臣，全在民心乐安。特别是今人论古人，切不可以朱熹“三纲不正，无君臣父子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为凭挡住自己的视线，无李世民、魏徵，即无“秋水共长天一色”之盛唐，又哪有“落霞与孤鹜齐飞”之文章！（《读稿札记》第208页）

 

    《读稿札记》作者的这一段评论，旨在反省自己对“玄武门事变”的认识和评价，同时也涉及对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之观念的变化，大可称道。自宋以下（以范祖禹《唐鉴》为代表），历来对“玄武门之变”有不同的评价。“神会庐主”说的“古有民本论，而李（世民）、魏（徵）则知：政当以民和、心悦为本”可谓概括得简而中肯。

 

    蒋教授是一位富于联想、深于思考的学者，这在“神会庐主曰”中，处处可见。他在《读陈铭〈龚自珍评传〉》一文的后论中，写下这样一段浮想联翩的话语：

 

    神会庐主曰 鄙人因敬重梁任公而追慕龚定庵，故做了分管本书的副主编。每将两人对读，耳边不免响起了宋玉的《风赋》：“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激飓熛怒。耾耾雷声,回穴错迕,蹶石伐木,梢杀林莽。”如果将任公比作“回穴错迕”的耾耾雷声，那么，读陈教授书可知定庵已经是起于青苹之末而吹向溪谷的劲风了。而那生于地的氤氲之气，当是由定庵与默深共奉为师的刘申受。《丛书》未能给常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存与、刘逢禄立传当是一件憾事。今后有心者，不知可否加此一传而附于本书之后，让人察觉在晚清闹得天翻地覆的今文经学在隐隐然蕴于“青苹之末”时是何种面目，岂不快哉！（《读稿札记》第722页）

 

    “神会庐主”的富于联想，在这篇文字中可谓达到极致：从敬重梁启超而追慕龚自珍，于是上溯历史想到了宋玉及其名作《风赋》：继而回过头来，把梁启超比作“雷声”，而把龚自珍比作“劲风”；进而由龚自珍联想到魏源，以及龚、魏二人的老师刘申受（逢禄）；最后落脚在希望有意者为常州学派代表人物庄、刘作一佳传，以了却“神会庐主”引为“憾事”的一桩心愿。在这里，作者把古代与近代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和他自己都联系起来，这或许就是“神会庐”的由来吧。

 

    “神会庐主曰”还提出了一些感到疑问或困惑的问题，如：裴松之注《三国志》是否有什么“历史机缘”，即陈寿是张华好友，张华与裴頠同朝共事，而裴頠又是裴松之的先人，这或许是裴松之注陈寿《三国志》的“历史机缘”。作者诚恳地写道：“或有或无，望未来学者，能解我心中之疑也。”据《宋书·裴松之传》载：“上（按：即宋文帝）使注《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看来，不论是否存在其他“历史机缘”，宋文帝的指示当是重要的原因。像这样的疑问或困惑，一方面反映了作者的兴趣和思考，一方面也使读者产生“追问”的兴致，以至掩卷而余味未尽。

 

    当然，“神会庐主曰”中也存在一些可以商榷之处，如作者把杜佑视为“腐败政权之点缀”；把《通典》说成是“专制皇权之修饰”（《读稿札记》，第271页）。对此，不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史学上看，都有很大的商榷空间。这样的事例在《读稿札记》中不多，但还是存在的。

 

    总起来看，“神会庐主曰”的洒脱、活泼的风格以及迸发出来的“感情火花”，给《读稿札记》增添了光彩。

 

    读《读稿札记》，获益良多，以札记形式成此钜制，令人羡慕、赞叹。于是想到，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指导子侄辈读书、治学时曾郑重地指出：

 

    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今使日逐以所读之书与文，作何领会，札而记之，则不致于漫不经心。且其所记虽甚平常，毕竟要从义理讨论一番，则文字亦必易于长进，何惮而不为乎！札记之功，日逐可以自省；此必如活水泉源，愈汲愈新，置而不用，则如山径之茅塞矣。（《章学诚遗书》卷九《家书一》）

 

    章学诚在这里讲的是治学的基本功，而蒋广学教授是借助于这种形式，以“二十年的心血”完成一个创造性的学术工程。我们是否可以补充一句：“札记之功，大有可为。”

 

    综上，蒋广学教授撰写的《中国学术思想史散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读稿札记》，可以作为系统的“中国思想家传略”来读，也可以作为“中国学术思想著作提要”来读，希望它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