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左翼文学的真精神

    1980年代的王富仁，是中国文坛思想启蒙的标志性人物。凭借《〈呐喊〉〈彷徨〉综论》，他率先从“思想革命”的角度重新解读了鲁迅的文学成就，并通过强调回到研究对象自身，重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判断标准。然而1990年代的王富仁，更像是“左翼文学”的坚定捍卫者。当左翼作家纷纷被请出经典作家排行榜，当社会舆论开始讲究“圆通”“优雅”时，他却一再强调左翼文学真诚而有力量的艺术价值，高扬左翼文学“反文化专制”的批判精神，并将其视作“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精神支柱”，进而成为“重构中国文化总体格局”的重要推动要素。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以理性思辨见长的启蒙思想拥护者为何要反复激情言说中国革命与“左翼文学”？是否如汪晖所言，“以一个老启蒙者的姿态表达了对于革命的忠诚”？兼顾旧作集结和遗作性质的《端木蕻良》在2018年的出版，再现了王富仁对左翼文学的关注，也以更加鲜明的问题意识回应了我们上述的疑问。

    首先，要借重估端木蕻良小说价值，确认左翼文学的文学性。

    左翼文学在成长过程中，的确出现过一些概念化的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文学性永远绝缘。众人皆知，左翼文学具有强烈的将文艺审美诉诸政治实践和现实变革的意志，一些研究者便试图以回避或否认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左翼文学的文学性问题。他们认为：“企图从纯文学的角度来提高左翼文学意义的想法，显然和左翼文学的本质相违背。”但王富仁显然不以为是。他有着自己的评判文学价值的准绳，主张“一个作家内在的心灵感受与他的作品的关系就是衡量他的作品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而端木蕻良创作于1930年代的《科尔沁旗草原》经得起这一标准的考量。通过大家族子弟丁宁的形象，我们看到了一个从现代城市教育获得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踌躇满志，也看到了他在重返封闭落后故乡时的孤独无援，更看到了他在不得不使用来自祖先的残酷智慧时的痛苦无力。被王富仁视为“精品中的精品”的《遥远的风砂》也经得起这一标准的考验。在这部被司马长风称为“具有鬼才”的作品中，一个欺压平民百姓的土匪，却在关键时刻为了拯救英雄和他的部队而献出了生命。此外，王富仁还罗列了《雪夜》《被撞破的面孔》《可塑性的》《三月夜曲》《初吻》《早春》等篇目，认为它们完全有资格作为中国中短篇小说中的精品世代流传下去。

    当然，此书主旨并不限于臧否一人之文学得失，而是意在肯定以端木蕻良为代表的充满浓郁民族精神和北方硬汉文化特征的东北作家群；意在肯定以东北作家群为代表的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意在以其“在题材的开拓，力美的创造，社会历史意识的注入，与民族命运同步起伏发展的感情情绪，长篇小说新的结构模式”等各方面的巨大贡献，质疑1980年代以来在“新启蒙思潮”裹挟和“纯文学”旗帜引领下对左翼文学的盲目轻视和对非左翼文学的有意追捧。

    其二，是借厘定东北作家群的文学特性，突出左翼文学的文化特性。

    在王富仁看来，左翼文学之“真”不仅是其文学性的根源，也是我们用来反思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文化霸权和感受霸权的重要武器。王富仁曾盛赞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东北作家的真诚，认为他们“是在人生之中感受人生、体验人生、表现人生”，因而他们的作品“在30年代的各个文学流派中，最没有假道学气也没有才子气”。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他在历史和现实中都看到了学院派文化的自我中心化的局限。在民国历史中，以胡适为代表的“学院派”始终将东北问题看作是一个只需要和只能靠政权去解决的政治问题，而不能感同身受那些沦落绝境的东北人民的真切痛苦；在当下现实中，部分知识分子沉浸于学术GDP的数字增长，习惯了按部就班的安稳生活，害怕带刺的东西，拒绝崇高的激情。两者共同的特点是，将自求的文化目标视作现代中国唯一的文化目标，将自设的价值标准视作现代中国唯一的价值标准，进而忽视了广泛社会民众的精神诉求。与此相反，正是在学院派对异己霸道和对现实无力之处，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学阵营为东北作家提供了抒发愤懑情绪和粗犷声音的主渠道。

    其三，是借左翼文学的文化特性，反观左翼文学内部的复杂性，追寻更有力量的左翼文学精神。

    今天一些人认为左翼文学力量曾带头创造了一个思想高度集中、文学高度规范的文学格局。这是历史的后见，却并不明智。因为正如王富仁曾经指出的：真正的主流文化或主流意识形态必须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相结合。1930年代左翼文学对学院派文化霸权的批判，与民国政府三民主义文化的斗争，在在说明它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一种主流文化，而恰相反是一股反文化专制的重要的非主流文化力量。

    王富仁更进一步指出，即使在1930年代的左翼文化内部，也还存在着其他的文艺家群体和文艺思潮，尽管他们同样关心国内政治文化界的斗争，却可能对东北作家不仅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反而表现出一种文艺指导者的傲慢。职是之故，一旦认清了王富仁提供的这样一幅关于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全新内部图景，我们便能准确意识到当下左翼文学批判或左翼文学辩护中的种种“遗忘”——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在后来的历史变迁和文化研究中，逐渐抽离了许多重要的成分，压缩了许多复杂的面向。而身处21世纪的复杂现实境况之中，我们唯有对1930年代左翼文学进行历史情境的全面深度复原，才能够凸显其反抗文化专制、表达底层民众心声、忠于自我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的真正的左翼文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