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评传》（英文版、印地文版）译者序

    与印度学研究泰斗季羡林教授相识于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历史，刚刚取得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的硕士学位，初出茅庐，还是学术界的新人。年过八旬的季羡林先生，正值他的学术巅峰，在这段时间里，季老发表了《简明东方文学史》《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牛棚杂忆》《留德十年》《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和大量关于印度与中国、佛教、文学等研究的文章。我在写作论文《1857年印度民族独立战争与太平天国起义》期间，为了搜集资料，常常去叨扰季老。他总是很耐心地告诉我应该参考哪些资料，他早已将“二十四史”中所有关于印度和东南亚的内容深入挖掘，了然于胸。有一次，他还将一本亲笔签名的新书《中印文化交流史》（1991）送给我。我不仅仅从季老那里获得了智慧，他朴素、勤奋、执着的品格和矍铄的精神也深深影响着我。在我的作品《中印情缘》（MyTrystwithChina，2017年出版，中文、英文、印地语）中，关于季羡林先生，我专门写了一个部分。

    我与《季羡林评传》作者郁龙余教授结识于2007年。当时我们共同参加在深圳举办的中印关系国际研讨会，在会上我作了“中印呼吁早日解决边界争端”主题的演讲，后来这篇文章经我的“古鲁”（导师）谭中（TanChung）教授修改，发表在《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Chindia:IdealismandRealization)一书中。郁教授富有激情，机智，说话幽默，擅长讲故事，有些是关于学术上的，有些是关于其他方面。之前在1990年代，我就已经读过他的《中印文学关系源流》（1986），借此相识的机会，也接触到了他新近的一些作品。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2016年，印度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PranabMukherji）在总统府授予他“杰出印度学家”奖项时，我有幸亲历了授奖仪式。当年年初，在新德里世界图书展上，中文版《季羡林评传》发布。在发布仪式上，郁教授告诉我“经过商讨决定”将由我来翻译这本书。我欣然同意。之所以同意，其中理由有三：一是我与作者、传记主人公都十分熟识。二是我对他们的作品也比较了解。我曾发表过一篇关于季羡林先生的文章，这篇文章经过修改，2017年被作为季羡林《天竺心影》英文、印地语版一书的序言。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认为，有必要让更多的印度人民和世界人民了解这位印度学泰斗、佛学大师、杰出的翻译家、优秀的散文家，季羡林先生不仅将印度学带入中国，也带领印度学走向世界。因此，印度政府授予季羡林先生“莲花奖”（印度政府颁发给民众的最高荣誉之一，列居第三位），以表彰他为印度学传播所作出的贡献。

    我很享受翻译《季羡林评传》的过程，这本书丰富了我对传记主人公和作者的认知。季羡林先生是一位散文家，通过此书，我得以窥见他的情感世界。此外，郁教授对于他和季羡林先生交往的生动描写，以及对季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苦难经历的记述，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发现，这些加深了我对二位先生以及对中国的理解。

    短短一年的时间，翻译一本中文50余万字的传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季羡林先生在行文方面的一些习惯，比如他常常引经据典，这也是他文章的特色，更加深了翻译的难度。好在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接受了一点中国古代汉语文言文的训练，否则翻译就更难了。我的一些学生，诸如Imlinungla，ShubhdaGu-rung, DeepakshiRawat,Saheli-Chattaraj,UmaShankar,Anukri-ti,SwamiKundanKishore给了我很多帮助，在一些章节的英文翻译上，他们做了不少工作。在此，我想对他们表达衷心的感谢。其他学生，像SarmiSinha,AastishKumar和PrakritiMukherjee等，在第七章的翻译上也帮了我很多。我希望，这能成为他们学习和锻炼中文的一个机会。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们确实应该强化在印度学习汉语和提升中国研究的能力。

    最后，我还想借此机会感谢山东教育出版社的副总编辑祝丽女士，这些年来我一直与她联系，她非常专业，充满活力，温和友善。

    我希望，通过这部著作的翻译，能进一步促进中印文化的交流，加深两国人民的友谊。我相信，这本书将为学界开辟新的研究课题，对从事中印关系研究、佛教研究、翻译研究、比较文学、东方研究和季羡林研究的学者和学生们有所裨益。

    （王烨炜译，狄伯杰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