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上海城镇记忆

    1935是上海史研究历程中无法绕过的一年。是年冬，法磊士夫人（Mrs.Frazer）在万国艺术剧院主办的“老上海展览会”为期八天，影像、实物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史资料初次集中、系统展现了洋人的申城体验，不少文献就此被上海通志馆收购为参考书目。于上海史而言，国人自20世纪20年代萌生的学术热情，在30年代柳亚子先生主持上海通志馆后勃发第一个高潮。时任馆员的胡道静先生后来回忆，当时是“三块牌子，一套班子”，通志馆除本身编辑部外，先后筹组了上海通社和上海市年鉴委员会。虽然《上海通志》终因战乱未成定稿，但衔接通志的《上海市年鉴》于1935年公开发行，这是上海第一次编印年鉴。也是这一年，《上海掌故丛书》由上海通社正式筹划出版。

    《上海掌故丛书》罗致地方稀见史料，不乏规制沿革、风土人情、里巷琐闻。只成书了第一集，共14种31卷，全部来自元明清时人对上海地区的记载。如元人陈椿再现下沙盐场（今川沙沿海地带）煮海造盐的《熬波图》；清撰县志时亦需参考的笔记《阅世编》；明清两次兵患实录《吴淞甲乙倭变志》和《夷患备尝记》，等等。丛书采用铅排，并未标点，文字上有一些明显的错讹。1980年代末，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即以此为参考，精选其中文献，简体横排，标点亦有疏漏。直至上海师范大学张剑光教授主编的《上海史文献资料丛刊》（第一辑）新近问世，原属《上海掌故丛书》的稀有古籍才全部得以标点及校勘，以全新样貌回归学界的视野。

    章学诚先生曾于《方志立三书议》一文论及作《丛谈》之必要：“犹经之别解，史之外传，子之外篇也”，况“《汉志》所谓小说家流，出于稗官，街谈巷议，亦采风所不废云尔”。野史杂说难免有讹传、挟恩怨，但出自亲历者之手，往往文直事核，足正官修史实之伪阙，亦是极有用的志料。《上海掌故丛书》立意于此，《上海史文献资料丛刊》传承之余，以整个上海地区为范围，元明清为主要时段，举凡有益拓展地方认知、具有较高学术研究价值的文本资料，均为搜辑对象，兼及少量民国初年著作，求备古代上海史料。全书繁体横排，第一辑已分上下两册出版，上册为原《上海掌故丛书》，并尽可能保留上海通社当时撰写的介绍、考订性的跋语；下册新增11种上海史文献，以珍贵稀见的稿本、抄本，或流传很少的刊本为主，同时包括学界目前常用的几种文献。

    开埠以来，伴随上海从区域性港市转型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并重的国际都市，上海史研究逐步被视作一门独立的学科，而非历史学中“某一课题的一种典型、缩影或例证”。然而，相对近代史研究领域的蓬勃，有关古代上海的探索始终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唐振常先生领衔编撰的《上海史》是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上海通史，1989年出版之际，古代史4章内容占全书的十分之一；十年后，熊月之先生主编《上海通史》，15卷中仅有卷2关涉古代上海；20世纪60年代对上海地方文献进行抢救性挖掘，大多集中于乡镇方志，其他形式史料的整理著作至今很少。

    古文献本身蒐罗之难是其一，上海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无出其右则是其二。而西方汉学家对1842年后的中国，向来存有“冲击—反击”的成见，认为“西方的冲击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中国像个无奈应试的小孩，被迫拖入现代世界，上海从而得贸易枢纽之利，站在了现代城市的起点。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建筑在“传统—现代”冲突的假说之上，认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无外乎“落后—先进”“乡村—城市”“农业—商业”等二元对立。后来，“西方中心主义”在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后”主义的围攻下式微。只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无法凭空建立，倘若翻检《上海史文献资料丛刊》第一辑，不难发现，先民累代对上海地区的开发实践，已然为其日后的耀眼培植下内在基因：言生产，《熬波图》《木棉谱》《水蜜桃谱》中经营有序，集约系统；言居住，《淞南乐府》《沪城岁事衢歌》《怀旧杂记》《松江衢歌》中五方杂处，水陆毕陈；言货商，《阅世编》《沪城备考》中四处辐辏，行帮汇聚。

    相较诸多历史名城，上海曾长期徘徊于中国政治经济的边缘，唐置华亭，是上海地区最早设立的县。“上海”最早可能只是一条河浦的名称，以后舟楫往来，贸易渐兴，一旁市镇随浦而名，形成上海镇。元时华亭县一分为二，新县设治于上海镇，县亦称之为上海县。明清上海县为松江府所辖。晚清时人言及上海，还只是指上海县，或者上海县城及其四周近廓之地而已。随着吴淞江沦为黄浦江的支流，位居黄浦江沿岸的上海日益重要。元明清言三吴水利者，莫不重视其挟江出海之势。地缘经济固然重要，如果没有与之配合的开拓性实践，杂糅的生活方式以及外向的经济布局，上海怕是很难在第一批通商口岸中后来居上。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也就从“边缘”走向了“中心”。

    这或许能解释上海通志馆为何在1937年前并未过多关注租界问题。那时的上海，一是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各地民众的衣食住行，二是本身正处于外交和战争的风口浪尖。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相交织，重新确认近代上海与古老中国的关系、东方和西方的关系显得尤为迫切。通志馆员大多出生上海，或流寓多年，对申城有着天然的感情。除了某种程度的“本土意识”，他们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既背负内忧外患的“大因素”，也有为民族及自身寻求身份认同的“小因素”。

    如今，对上海的诠释更多着力于人和城市的互动。学术研究外，影视文学、讲座会展也更乐于铺陈人与城市的情感联结，上海的历史又常被拿来作为突破口。这大概是因为上海自古就是移民城市，居住在上海的人，外地来上海的人，都很有需要了解这些与自己切身相关的历史疑题。城市的历史，往往是家国记忆和生活图景的汇总，《上海史文献资料丛刊》（第一辑）下册收有文献11种33卷，均为本地文人之作，多年后打量他们的生活，亦能感受到回响与共情。德国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曾说:“历史对于我们乃是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我们谙熟的，而且也是从那里生活过来的。倘若我们不想把我们自己消失在虚无迷茫之乡，而要为人性争得一席地位，那么这种对历史的回忆便是构成我们自身的一种基本成分。”

    当今古籍整理，史料影印最为常见也最为省力，但缺少点校和考订，也会影响后人的阅读和利用。《上海史文献资料丛刊》在保留古籍原貌的基础上，编订或增补目录，对每部文献均作“整理说明”，介绍作者生平、编撰经过、后世评价以及版本流传，文字多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既嘉惠学林，对文史爱好者而言，亦可突破认知的樊篱。某种意义上说，有助史学走向更为广阔的使用空间。

    当年《上海掌故丛书》第二集的目录已经拟定，却因战乱困厄无奈流产。《上海史文献资料丛刊》踵事增华，竭泽而渔，三百多种文献预计每年推出一辑，于2020年底前收官。相信这套书将受到对上海历史有兴趣的读者的欢迎，也必将进一步推动上海史研究的精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