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作为社会批判的“向上研究”

    村落、海岛、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都是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学科反思中备受批判，随此学科思潮，“向上研究”（studyingup）成为先锋人类学家们关注的议题，大量探索性研究著作、论文发表，如《精英文化：人类学视角》（EliteCul⁃ture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精英人类学》（TheAnthro⁃pologyofElites）等等。2018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中译本的《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无疑是其中的典范作品之一。

    一

    本书书名“清算”指涉被华尔街精英群体视作为自然而然的高风险的解雇（流动），人被视为可以数字化的成本被任意雇佣和解雇。何柔宛的观点十分明确：如此简单频繁的“清算”事实上对经济的平稳发展不利，对雇工明显不利，而且最终对股东也不利，这正是作者通篇的立场。作者延续的也是萨林斯以及后期的经济人类学家对于经济的看法，即并不把经济，或说金钱看作是与文化无涉的超越性的更高级的体制，而是看作有文化浸濡的符号体系。

    作者视野有别于一般宏大、整体框架内对资本主义金融的批评，而是通过具有异质性的要素、关系和发展过程，以及它们被反向形塑以产生资本主义的结构的过程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权力。正如作者所言，“把金融视作不可避免、理所当然之物，并将其作为总体性来组织，这将会过分增强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权力，而非对其构成挑战”。

    作者细致地向我们阐释在世界经济的前沿（华尔街），金融界的前锋（华尔街精英）那里，血脉、亲属、传承等等我们认为只有初民社会才会强调和使用的概念，是如何在人们的话语和实践中被操用，被流转，甚至成为不言自明的真理。何氏从华尔街招聘的过程中强调“世界级的大学”有关聪明和全球化的宣传话语谈起，接着讨论华尔街在招聘之后如何于入职培训中进一步强化“精英文化”，并且说明剥削和努力工作的价值如何被输送与种植。这不禁让读者追问：在华尔街的工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竞聘华尔街的常春藤毕业生，进入华尔街并非是职业之需求，自我之呼唤，而是哈佛以及其他的常春藤毕业生在继续保持精英地位的焦虑下的象征性选择。华尔街也成为了精英学校的延伸，囊括了学生们的渴望、精英向上流动的文化压力。“聪明的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合法化了金融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同时也将这种帝国主义实践变得自然化，从而创造了金融的主导地位。”（第125页）“我的受访者将聪慧、富有上进心的个性特征与工作伦理混为一谈，将他们自己的行业描述成效率的表率，从根本上改变普通企业的平庸。投行家们对于自我感觉良好、朝九晚五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批判，也因此不过是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假想敌。”（第177页）接着作者讨论了在华尔街投资银行这一特定的工作群体和工作环境中，精英的工作是如何赋予意义，又是如何与其他的工作进行区分，同时合理化他们工作的长时段、高强度。甚至是努力工作本身，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涉入。“努力工作不仅是一个投行家们证明并内化他们是市场化身的合法性地位的图景，更缓和了矛盾和等级差异。这些投行家们强通过努力工作，抹去他们污迹般的地位，降低他们进入金钱精英帝国的门槛。”（第181页）“‘金钱经营制度‘（moneymeritocracy）是华尔街正当化自身社会秩序和员工组成的主导（虽然富有争议）叙事。”着装、打扮、中午怎么吃饭、和谁吃饭、和谁说话、是否自己带午饭、能否端食物等日常生活细节都成为阶级划分、身份政治的一部分，因为这都是个人形象管理的一部分。何柔宛的叙述中，这又和个体的族裔、性别、认同纠葛在一起，成为一个奇特的场景。这些日常的生活细节对个体的隐形要求和形塑，恰恰是华尔街文化当中对于“专业”的追寻，而这里的所谓专业，恰恰就是某种程度的“非人”，因为需要保持自己的阶层、自己的专业，以便于与华尔街的精英文化进行精确匹配。正如聪明和努力工作是一种华尔街具身性的、不着痕迹的、精英化的表现，股东价值本身就是包罗万象的，它富有内部张力和实践中的矛盾，尽管它的基础是等级制。（第207页）作者随后追溯了股东价值的叙事起源及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基础，论及金融市场，尤其是在华尔街投资银行中的文化意义再生产。“打着‘长期股东价值’的保护伞，那些有利于组织和雇员的长期稳定但不能够立刻给股东带来利润的实践是具有合法性的。”（第338页）

    可以说，何柔宛的深描仍然是格尔茨文化研究传统的继续，但与之不同的是她将之置于历史的语境，使华尔街文化的意义在“制作”过程中被解读。这也启示我们，人类学的“向上研究”中，参与观察和文化深描的学科方法仍然行之有效而且不可或缺。何柔宛自许其研究“将对以美国资本主义全球化为主题的人类学研究作出贡献，反驳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一种抽象的元叙述和均质化力量、极难应用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普遍看法”（第22页）。

    二

    我认为本书的创见——其实所有优秀的学术研究、思想对于人类世界的贡献都如此——即揭示我们现存的认知和实践并非无懈可击、不可辩驳、无可替代，进而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及其可能的替代方案，从智性上提供更为自由的心境和更为开放的思路。这里也暗含了何柔宛“向上研究”阐明社会现实以进行社会批判的旨趣。

    何柔宛开篇明义，指出此书的核心议题在于：“（华尔街）这些越来越有影响力的金融模型和准则本身就是明确的文化与价值载体”，包括本书在其后民族志细节当中长篇累牍展现的，也是对资本主义权力的批判。她试图通过分析投资银行文化的核心理念和实践方法来帮助我们揭开资本市场运作的谜团，洞察所谓市场的文化运作方式。作者将布迪厄目提出的惯习用于对华尔街的文化的描述，并指出华尔街的惯习就是一种清算的文化生产。华尔街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频繁交易和猖獗的员工清算是他们自己的“地方性文化”。她认为她在华尔街的访谈对象将他们的组织实践，与他们作为市场文化诠释者的文化角色混为一谈，他们在描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时，仿佛是在解释所谓的“自然的”市场周期和经济法则。所谓“自然的”，无非是他们认为自己的知识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作者恰恰阐明，这不过是华尔街的特定知识。华尔街投行雇员们接受浮动的薪金、超出一般的风险、突然的裁员、随时清零的状态，正是因为这种行业共识——高风险。通过第六章的标题，“流动的生命、薪酬体系和金融市场的制造”，作者点名了投行雇员们工作的高度流动性、薪酬体系的高度机动性以及金融市场的高度市场性。

    在论及进入华尔街投资银行前的准备后，作者讨论了在投资银行工作的不稳定性，并最终对投行的企业文化进行解析。作者将把自己的解聘也放在其中进行讲述，提及自己在向田野报道人解释田野工作时，对自己在目前位置的暂时性而感觉担忧，但却发现不安全性，或说高度的流动性，恰恰是在华尔街金融公司受雇时大家都默认的常态。（第348页）接着作者总体性地表述了个体生命在金融世界中的位置和价值。正如作者所说，她试图通过探索投行、华尔街的公司、企业和股票市场之间的相互建构与内在联系，并以一种世俗化的方式去接触华尔街的企业文化，试图将这个市场重新看作一个集成了人类价值观念、情绪感受和制度规范的场景。（第397页）作为最重要的资产——人，更是被赋予了价值和意义，对招聘重要的并不总是经历或固定的知识基础，因为他们的业务总是在改变，真正重要的是员工能被感知到的才华和优秀，是他们所具备的教育和阶级身份。（第406页）并不是事实上他们有能力做什么具体工作，而是他们身上的社会标签。本书到最后，其实还是回到马克斯·韦伯对于人类文化的判断，那就是我们都是编织在意义之网上的人。数字是可以清楚计算的东西，而个体生命，应该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但在何柔宛的这部作品中，她指出在华尔街这两者被并置，个体生命的价值被数字度量化。作者揭示了被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外在于文化而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存在”——市场，其实也是通过投行的企业文化——他们对待员工的方法、工作不安全性、暂时性和薪酬制度——使得这些投行家门能够“像市场”一样行动，这是他们所拥护的，并且正强加给其他人。作者还站在全球化、全球政治经济的视角来解析华尔街面临全球的危机及其杠杆支配的作用，将金融视作具有经济影响力的社会事实，全球化亦是已被接受的社会事实，她的分析并非想要辩驳这一不言自明、看似不容辩驳的常识，而是试图指出这个观念可以被制造，被传播，被证明，进而被当做理所当然的真理而被接受。同时这也可以是一种话语，一种宣传，一种想象，作为权力关系而显现。投资银行承受着炒作和刺激“投资者胃口”的压力。“全球化不仅是一种遍布潜在投资者中的社交网络，更是“推销”的一部分，是一种为了率先赢得业务的市场营销方式”（第488页）。

    三

    作为社会批判的文本，本书暗含作者的疑问，也是我们应有的追问：作为基本和重要的社会群体之一的企业，应该如何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这些社会机构应该如何更好地实现社会整合而非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再生产？如何更好地实现社会平等？

    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发问和“澄清”，何柔宛无疑希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也在承担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作者在献书页写到，“献给我的女儿和儿子，米拉和奥古斯特，希望他们这代人会看到更美好的社会经济的平等”，在读者读正文前，通过此献言已经能了解作者的基本立场和理论倾向。她的这一著作是想通过对华尔街的金融制度的描述和分析来揭示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社会不平等，这也是她作为知识分子的担当。她在开篇表明“本书源于一种知识分子对经济和社会的正义感”，诚然，描述和解释世界是知识分子的基本责任，而对于现有状况的反思、批判和更好解决方案及努力方向的提供更是知识分子不可推脱的责任和使命。如同作者的导师在一开始对作者的教诲一样，“社会变革的激情和渴望不应当被视作学术秉性中的非理性噪音，而应该作为开创性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追求社会公平和资源的更有效利用是作为学者的良知，也是作为知识分子身肩的重任。而作者何柔宛作为在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华裔女性，在大学期间就对少数族裔、女性等在社会中遭遇的不平等有批判性的观察，她的博士论文研究及其后续研究也延续着她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理想。

    作品体现出作者的正义感。不同于我们普通人对于“聪明文化”的羡慕与追随，她在导论中这样写道：“我发现我对金融家惯习中欺骗、利用、弄权等不端行为的恶劣程度感到惊讶，但他们并不将其视为负面特质，而是视为自己拥有能力、进取心和创造性思维的象征。”（第14页）“2008年的金融危机被重新解读成另一种彰显美国金融家和金融市场应该成为世界榜样的范例：他们是最无耻、狡猾和冒险的行动者，同样，尽管他们有‘错误’，他们仍被认为是致力于开创和攫取利润的全球化和创新行动的唯一可能的代理人。”（第14页）作者说到，华尔街的自我毁灭甚至是自相残食，并没有导致它在美国商业中文化实践和力量的消亡，反而导致了持续的金融危机，扩大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第29页）而这正是激发作者研究和写作的意义源泉，即对于华尔街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批判。

    书写这篇书评时笔者恰巧身在哈佛，为“身边都被一群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所围绕”的想法所刺激和牵绊，感受着任何不符合“聪明”和“优秀”标准的行为都无法被此地的行为规范所接受和许可，而这成为校园里最强大的文化规范和社会准则。而本书提供了一条别样的思路，即作为个体而言，比拥有精英、聪明、优秀等品质更为可贵的，恰恰是具备为人独有的可以独立思考的能力，在看到差距和面临归类时依然能淡然自处，不因被向上归类而窃喜，也不因被向下归类而恐忧，而保持作为个体“自我”的风骨。这也是促使我写作此文的成因之一。

    掩卷而思，试问金融机构工作的高度不稳定和高度流动何尝没有弥漫到其他行业当中呢？狭义的经济成本思维、金融的数字化简单度量，这在何柔宛作品中解析为华尔街的地方性知识已经成为更多普罗大众的文化逻辑和行为规范。如果说优秀的民族志研究能够管窥全豹，那这样的前瞻性和洞察力也是本书的出彩之处之一。

    我们也当发问：当今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重大是不可否认的，那文化在其中究竟起怎样的作用？如何对我们自己身处的社会展开民族志观察和批判？不论是出于开展社会批判的需要，还是为了拓展研究主题的多样性，“向上研究”都极具价值和意义。不可否认，“向上研究”面临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较高而更难接近和接触的困难，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更无法完全做到“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毋庸置疑的是，它已成为了人类学在后殖民时代拓展研究对象可能的努力方向，因为这样的研究更可能激发一个社会中的公共讨论，进而引发对现存迷思的理解和祛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