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萨冈到诺冬：战后法国女性通俗小说的转变与发展

    弗朗索瓦兹·萨冈（1935-2004）与阿梅丽·诺冬（1967-）是战后法国通俗小说界的两代“畅销女王”。这两位作家人生经历不同，创作风格迥异，却同样创造了各自时代多产而畅销的奇迹。萨冈留下了23部小说作品，其代表作《你好，忧伤》全球畅销500万册，缔造了法国畅销书的神话；诺冬的作品常居法国畅销书榜首，被译为四十余种语言，2018年刚刚出版第27部小说的诺冬，仍计划在每一年的文学书潮中推出新作。作为法国战后女性通俗作家的杰出代表，两人的创作呈现了法国战后女性通俗小说发展的诸多特色，从不同侧面集中展现了女性通俗小说创作在主题、内容、思想等方面的转变与发展。

    主题思想：从“忧伤”到“见性”

    自处女作《你好，忧伤》开始，“忧伤”便成为了萨冈创作中的重要主题。萨冈的忧伤，代表了战后法国人内心的迷茫，更代表了年轻一代“强说愁”式的孤独与感伤，是经历了战争之殇的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对“生命之轻”的向往。作为战后通俗小说的教母，萨冈提出了“忧伤”这样一个时代的命题，不断地在其作品中表达她对文学与生命的“忧伤”解读。在小说中，每一个主人公总是因“他者”而困扰，又通过“他者”来排解。在现实中，萨冈以一种“及时行乐”的生活姿态抵御这种忧伤的侵袭，以世间的拥嚷对抗内心的孤独。这样“乐与忧”的矛盾使得萨冈本人比其作品更具吸引力，读者们对这个“迷人的小魔鬼”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其作品本身。追随其后的女性通俗小说家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对“忧伤”这一命题给与了不同方式的解答。

    诺冬的解答方式是其中最为特别的一种：在《幸福的怀念》中，诺冬以“见性”这一佛教用语对自己经历的忧伤与不幸、痛苦与失去进行阐释。在佛教中，“见性”是见到一切众生普具的佛性，见佛性者，当下与诸佛无异，禅家名之为“见性成佛”。诺冬在小说中所提到的见性，即主人公阿梅丽重新感觉到的一种“虚空”。“重新感觉到虚空，亦即通过五种感官体验空洞。非常奇妙。在欧洲，这会让人想到寡居、阴暗、得不到安慰的人；在日本，我只是无婚约，非明亮，这一切无需安慰。虚空里没有圆满。”诺冬认为，见性“是希望状态的一次显圣，在这里，我们毫无障碍地处于绝对的现在，处于永恒的禅定与极乐之中。”诺冬并不是通过“他者”来解除困扰，而是通过“见性”的颖悟达到与“自我”的和解。

    诺冬的“见性”思想，实际上是小说创作的重心从“他者”到“自我”的转变，这也是战后女性通俗小说家写作发展的一大特色。这与战后女权运动的发展、女性意识的觉醒不无关系。战后女性逐渐走出家门，踏入职场，这一方面使女性经济获得自由、地位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也使现实生活中女性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与心理压力，种种压力已经超越了萨冈冠以“忧伤”之名的感受。此时女性通俗小说家的写作，多以自身经验、女性视角对这种女性的现实困扰进行探讨，其关注重点从“他者”与外部世界转移到“自我”与女性的内心，这种关注，同时也在引导女性的独立与成熟。例如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安戈在作品《天上的目光》《不可能的爱情》中都描述了在各种压力之下独立自强的女性形象。无论是萨冈的孤独带来的“忧伤”，还是诺冬通过自省领悟的“见性”，都见证了战后女性通俗小说家在作品思想性方面的努力与追求。

    写作题材：从“言情小说”到“多面创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的言情小说逐渐衰落，萨冈在这一时期出版了第一部回忆录，开始回望人生，文学创作逐年递减，她在作品中擅长的“三角恋情”“孤独忧伤”等主题，都不再受到新一代读者的追捧。传统言情小说中纸醉金迷的生活、荒诞无稽的两性等主题无法适应社会变化中读者们新的阅读期待，逐渐成为了祖母的老花镜毫无新意可言。

    众多通俗小说家都在寻求新的突破，探讨新的题材与写作路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法国女性作家写作蔚然成风，女性通俗小说家也迅速成长起来，尤其是在过去一直由男性作家把持的法国侦探小说领域，出现了以弗雷德·瓦尔佳、布丽吉特·奥贝尔为代表的二十多位女性侦探小说家，她们在侦探小说的创作中进行了全新的尝试，给读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接连斩获侦探小说各类奖项。诺冬的处女作《杀手保健》和《谋杀》等作品正是在这一风潮背景下的产物，2015年出版的《内维尔公爵之罪》，也同样具有浓厚的侦探推理色彩，以至于在早期的研究中，有人将诺冬的创作归于“黑色小说”。但是随后诺冬创作主题变化多样，既有从欧洲传统童话故事中获取灵感，以同名小说致敬传统的作品《蓝胡子》《一撮毛里盖》，又有将自己经历虚构成小说的自传作品《彼得罗尼耶》《诚惶诚恐》等，还有描述爱情的《闻所未闻》《冬之旅》等，有探讨社会问题的《午后四点》《独断》等，可谓是通俗小说创作的“多面手”。

    诺冬“万花筒”式的多变创作题材，一方面印证了小说家自身的写作才能，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随着新时代教育水平的提高、信息获取方式的多渠道性，作家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多样化的小说创作与日新月异的写作方式正是这种变化的客观反映。战后法国女性通俗小说作家群体的创作几乎涉及了通俗小说的各个领域：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言情小说、社会小说，甚至战争小说等，其中有想象奇特的玛丽·达里耶赛克、有充满哲理的妙莉叶·芭贝里、有善于观察的安娜·加瓦尔达，有强调女性意识的波尔·贡斯坦，她们的代表作品《母猪女郎》《刺猬的优雅》《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心心相诉》等都得到了不同类别文学奖项的桂冠，这也说明女性通俗文学作家的创作在“百花齐放”的同时，又做到了量质齐升。

    身份意识：从“出口商品”到“无国界写作”

    马尔罗曾将萨冈的小说与皮雅芙的歌曲、香奈儿五号并称为“法国三大出口商品”。萨冈小说被贴上了商品性、大众性、消费性的标签，萨冈的成功也成就了她典型的“madeinFrance”的传奇，萨冈的作品与其本人的传奇相互纠缠，相映成趣。对于五六十年代很多国外读者来说，萨冈成为了“法兰西”的代名词，她作品中青绿的外省乡间、光怪陆离的巴黎午夜、无拘无束的恋人、悠长缓慢的假期、不可名状的闲愁等描述，丰富了人们对法国的浪漫想象。

    诺冬是比利时人、用法语写作、长期居住在巴黎，却用一部又一部的作品描述她的出生之地日本。《管子的玄思》《诚惶诚恐》《闻所未闻》等作品，都不断地将她在日本的童年、爱情与“成为一个日本人”的执念呈现出来，构成了诺冬的“日本系列”。这一系列作品以精彩的故事、真挚的情感多次获得各类文学奖项的青睐。

    但是在2013年《幸福的怀念》后，诺冬开始放弃与其“身心远离”的日本主题，逐渐回归到欧洲的文化认同中。诺冬最终在欧洲与日本两种文化身份之间找到了一种妥协的方式，称自己为“无国界作家”。

    两位通俗小说家文化身份的不同特色，印证了战后法国社会多元化、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战争使欧洲出现了错综复杂的人口迁徙与融合，战后法国经济的发展又加速了全球性的人口流动。与此相呼应，法国文坛上出现了多族裔创作、多角度思考文化身份的新特色。心系阿尔及利亚的加缪、不断回望湄公河的杜拉斯、讲述布拉格故事的昆德拉、传播中国文化经典的程抱一，都成为了法国文学史上可圈可点的重要作家。在通俗文学领域，除了来自比利时的诺冬，还有来自摩洛哥的蕾拉·斯利玛尼与妙莉叶·芭贝里、来自中国的山飒等女性作家，这些外裔作家在法国的创作，给法国通俗文学带来了浓厚的异域风情与强烈的历史、文化对撞。

    战后女性通俗小说家的创作，以带有传奇性的萨冈和文化背景独特的诺冬为代表，不断掀起高潮。她们作品的影响已经完全超越了文学的范畴，延伸到了戏剧、广播、电影、漫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与大众文化领域。在关注到女性通俗小说家大众影响力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教育界与学术界对于通俗文学的态度也悄然转变。萨冈与诺冬以及其他女性通俗小说家的作品不断被收入法语课本，研究女性通俗小说的博士论文也已屡见不鲜。《你好，忧伤》更被列入《世界报》读者评选的“二十世纪百部小说”。这些现象都说明了战后女性通俗小说已经逐渐开始了其“经典化”的进程，且终将在当代法国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